>>辛亥研究

 

华兴会与甲辰长沙起义

 

作者:梁小进


  华兴会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内地最早也最为重要的反清革命团体。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的黄兴邀约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湖南长沙发起创建了华兴会这一反清革命的团体。华兴会的成立,第一次将我国内地的反清革命志士聚集和组织起来,提出反清革命纲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即甲辰长沙起义。华兴会和甲辰长沙起义,时间虽然短促,起义亦未发而败,但对于湖南乃至全国的反清革命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华兴会及其筹划的长沙起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其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估价。今年是华兴会筹划甲辰长沙起义110周年,也是华兴会主要缔造者、辛亥革命杰出领袖黄兴先生诞辰140周年,本文拟就此略加探讨,以纪念这两个不平凡的日子,并就正于诸位学者方家。
  上世纪初,我国大批留学和流亡日本的维新志士、青年学子,进一步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痛切于清朝的腐败和国家的危亡,开始了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挽救国家危亡的活动。一场反清革命运动由是兴起。其时,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热情投身其间,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举行集会。
  光绪二十九年(l903)夏,黄兴等一大批革命留学生归国“策划革命”,而黄兴则以“运动湖南及湖北、南京一带”革命运动之责自任。是年6月,黄兴抵达上海,见到自湘来沪的长沙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并承其请回湘后“来明德共事”。旋偕章士钊赴泰兴、南京,先后访见泰兴知县龙璋、留日归国学生魏肇文。“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8月,黄兴抵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反清革命演说,散发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二书四千余部之多,又结识有识之士宋教仁。于上可见,黄兴自日归国后,没有急切回湘,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开展一系列活动,“部署略定”,才返回家乡的。这些活动,为后来华兴会的创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
  同年秋,黄兴回到长沙,即应胡元倓之请,主持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不久,黄兴邀请张继来任历史教员,吴禄贞、李书城应邀“来湘小住”,陈天华、宋教仁等也应约先后来长。他们以明德学堂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力量。九月十六日(11月4日),黄兴以30诞辰为名,聚集革命同志十二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宅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公推黄兴为会长。
  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重要的当事人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与重要的知情人黄兴之子黄一欧等均撰写过回忆录,但众说不一。刘揆一所述为31人,周震鳞、黄一欧则忆作二十余人。而章士钊一直坚持十二人之说,并明确指出:“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地点在彭渊恂宅,到会者共十二人。十人湘籍,余二人为侯官翁巩、无锡秦毓鎏。湘籍十人,除克强与吾及彭渊恂外,刘揆一、胡瑛、柳大任叔侄咸在”【1】,后又补记了徐佛苏。数十年后,经学者考定,认为此十二人之说较为可靠,但对于此十二人的名单,却各有其见。1982年,有学者彭国兴在其《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中开列的名单为:黄兴、刘揆一、章士钊、胡瑛、柳大任、柳继忠、彭渊恂、翁巩、秦毓鎏、宋教仁、周震鳞【2】。1995年出版的《湖南通史》“近代卷”所具名单为: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翁巩、周震鳞、陈方度、柳聘农(即大任)、柳继忠、苏玄瑛、张继【3】。相较两个名单有四人不符,前者为胡瑛、彭渊恂、宋教仁、徐佛苏,后者为陈天华、陈方度、苏玄瑛、张继。笔者认为对此应再作研究,但大致看来,当以前者为是。一是此名单中的十人,系章士钊数十年来屡次回忆、坚持认定的;二是此外所缺二人,即应为宋教仁、周震鳞。宋教仁系黄兴特地约来长沙,又被推选为副会长,不可能没有参加会议。而周震鳞是当时重要人物,且一直在长沙担任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参加会议。
  按此,华兴会应当是正式成立了,但多年以来,不少著述则认为这只是华兴会的一个筹备会议,后来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6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龙宅举行了一个成立大会,参加者一百多人,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任副会长,黄兴并发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演说。此说源自解放初期杨世骥著《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以下称杨著)一书,但并没有交待史料来源。此后遂为各种著述,包括上引彭国兴《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及《湖南通史》“近代卷”一书所征信。本文以为,这一问题还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第一,在保存至今的华兴会当事人、知情者所撰写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人记述了这一事件。这么一个非常重要且颇具规模的会议,当事人、知情者不可能不留下记忆。第二,按杨著,此次会议时间为1904年2月16日,为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是为光绪三十年除夕。此为中国人最为重视、应该一家团聚的传统节日,而华兴会于此日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既不合情理也难以实现。第三,按杨著,此次会议系在长沙西园龙宅举行。龙即清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面对清室腐败、国家危亡的形势,他思想开明,也同情革命,但毕竟还不是一位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黄兴等人不可能在他的住所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笔者认为: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应该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地点即为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宅。在这次会议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并发表了重要演说。
  华兴会成立以后,在长沙南门外设立总机关,对外称华兴公司。该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订有章程,招股一百万元。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会员证。华兴会其下,设有同仇会以联络会党,黄汉会以运动军队,并在省城长沙设立了长沙日知会、东文讲习所等联络机构,在湖北、上海等地建立了联络机构。甚至在日本东京,还由湘籍留学生仇鳌、罗杰等成立了新华会,成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仇鳌曾说:“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两湖留学生参加的最多,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樊锥、盛时等都是会员。”【4】可知华兴会的会员已发展到日本东京和国内长江流域各省,仅几个月的时间,即达到四五百人。
  光绪三十年春,华兴会决定于是年十月十日(1904年11月l6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省城文武官员在皇殿行礼之机,举行起义。这年春初,黄兴和刘揆一雪夜步行,在湘潭一处山洞与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会晤,商讨起义大计。为筹集经费,黄兴毁家纾难,出卖祖遗田产近300石,刘揆一、柳聘农、彭渊恂等也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华兴会印发了大量书刊,以宣传革命。其时,长沙城内革命书刊“罗列满布,触手即是”,人们“交头手指,争相阅诵”。
  9月24日,华兴会在浏阳普迹市为马福益举行授将仪式,并赠与枪支、马匹,“仪式庄严,观者如堵”,情绪极为高昂。当时,华兴会制定了一个长沙举义、五路响应的计划,即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徒众为辅,于十月十日发动起义。长沙以外则以马福益哥老会为基本队伍,分为五路,由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义军;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义军;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义军;萧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军队。各路均由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一旦发动,即会同向长沙进攻。
  然而,在起义紧张筹备之际,由于事机不秘,九月初,消息泄露。萧桂生、游德胜等多人被捕,经刑讯供出:“曾听马福益并未获之刘军,黄老师等说,放华兴票,叫同仇会,各省都有,七月方到湖南。在国外买有洋枪三百多枝,九月初间到湖口,月内即可运到湖南。东洋学生已回来多人,约期起事。”九月中旬,署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大肆搜捕党人。据当年创办于上海的《东方杂志》报道:“湖南某县有黄某者,纠合同志,拟起革命军,乘势割据,与粤匪联为一气。近已捕获四人正法。”又,湖北消息:“鄂督张制军访悉鄂、湘等处有党人意图作乱,札饬缉捕委员获到萧贵生、游德胜二名,并搜出命旗、印信、华兴票布、札文等件。讯据供称:此项华兴票名曰革命同仇会,共五百余人,系日本留学生所倡,已办有枪械药弹等军装,拟分五路起事,总会设在日本等语。因督饬各属严密防缉,又电致驻日本华使妥为访察防范。”【5】
  黄兴等被迫逃亡,长沙起义宣告流产。此后,黄兴等华兴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先至上海,图谋在武昌、南京等地再谋起事。旋因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发生,黄兴等被牵连入狱,后虽释出,但已无法继续在国内活动,乃于年底出走日本。
  综上所述,华兴会自1903年11月成立,至1905年8月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其活动时间不到两年,似乎昙花一现。但是,从其组织与活动的规模,从其对于后来湖南以及全国革命的影响来看,华兴会的成立,却是一起非同寻常、意义重大的革命事件。
  首先,华兴会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革命宗旨和行动方略,并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革命团体。由于甲辰长沙起义的流产,革命曾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华兴会的文件包括革命秘密计划、会员名册等未能保留下来。其革命宗旨,虽然尚无革命文献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留日期间,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反清革命思想,发现其思想脉络。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演说,即揭示了华兴会的革命宗旨为“驱除鞑虏”。宋教仁在华兴会起义事泄后,曾感慨高歌“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6】。其行动方略,即以武装起义,“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略。这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目标上,与后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是一致的;而其革命方略,也与后来反清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历史进程是基本相同。
  在组织形式上,华兴会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内各种新式学堂的师生充当了华兴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因而使这一团体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同时,华兴会十分注重联络会党和军队,建立了联络会党的同仇会、运动军队的黄汉会,仅准备参加起义的会党群众即有二万人之多。
  此外,黄兴和其他华兴会领导人还利用同学、亲友的关系,影响和争取了社会上层部分绅士、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如清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翰林院编修谭延闿、江苏泰兴知县龙璋、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龙绂瑞及陈树藩等绅士,以及清湖南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颐等官员,黄吉亭等传教士。因此,在起义消息泄漏、黄兴等遭到缉捕的时刻,由于他们的同情和庇护,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得以安全脱险,无一被捕,革命力量得到保全。而这些同情革命的士绅,还直接或间接地赞助和支持了革命,龙璋为长沙起义赞助经费,其创办的轮船公司并曾准备作为华兴会运输枪械之用。陈树藩时为明德学堂教师,其弟陈季藩及子侄陈嘉会、陈嘉祐等并参加了华兴会。由于有了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这一批同情或赞助过革命的士绅,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大多都投入到了革命的阵营。
  其次,华兴会的成立及其活动,造就了力量雄厚的湖南反清革命队伍,为湖南革命形势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湖南成为我国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之一。华兴会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产生了卓越的革命领袖黄兴和以他为核心的革命家群体。早在留日期间,黄兴以其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优秀品质,成为革命青年中的佼佼者,“被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第一人”【7】。在创建华兴会过程中,黄兴意志坚定,博学多才,虚怀若谷,团结同志,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成为华兴会的核心人物。他流亡日本以后,又组织数省留日学生,成立革命同志会,在日志士群起响应。时人评价说“留东青年,以黄兴为革命实行家,多倾向推重……黄可操东京革命志士之牛耳”【8】。其后,华兴会与兴中会的联合,直到同盟会的成立,黄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同盟会中与孙中山并称的杰出领袖。
  华兴会的成立,还造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湖南革命家队伍。华兴会的其他领导人和骨干,如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谭人凤、刘复基、蒋翊武、刘道一、杨毓麟、章士钊、李燮和等,他们有的在留日期间即立志反清,有的在加入华兴会之后走上革命道路。但自此以后,他们都义无反顾,矢志不渝,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华兴会会员众多,士气高昂,对于建立同盟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在1905年7月30日的筹备会上,与会79人,其中湖南20人【9】。据同盟会最初两年名册,共有会员979人,其中湖南158人【10】。可见,同盟会成立初期,华兴会是一支很大的力量。
  华兴会筹划的甲辰长沙起义虽然流产,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也大多流亡东去,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时人曾誉之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湖南人之革命思想实籍此……播下种子,植其根基”,革命风潮“则已弥漫三湘七泽矣!”【11】湖南的反清革命运动从此风起云涌,不可阻遏,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湖南成为中国辛亥革命的主要地区之一。
  长沙起义夭折以后,部分华兴会员仍留在长沙坚持斗争。1905年5—8月,禹之谟发动商、学两界,参加收回粤汉铁路利权和抵制美货的爱国群众运动,被举为湖南商会会长和学生自治会会长。同盟会成立以后,原华兴会会员都转为同盟会会员。禹之谟乃受黄兴委托,在长沙组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其时,湖南分会大肆宣传革命,“无论政界、军界、警察、工商界皆得旁听”;还“开设酒店,贱沽结欢军人”【12】。禹之谟甚至“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悍然不讳”【13】。湖南又出现了“民气伸张与革命暗潮四布”的形势。
  1906年5月,湖南分会又领导发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运动,对清朝封建统治展开了一次政治大示威。毛泽东曾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评论说:“湖南的民气在这个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14】
  1906年冬,湖南发生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笫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她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发出了必破千年专制,“必建共和民国”的口号,对全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1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其后,谭人凤等先后回湘,策动两湖革命。焦达峰、孙武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作出了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的重大决策,确定了“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也要立即响应”的协定。这就是辛亥革命中著名的两湖在十日内相互响应的“约盟誓守”。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人迅即响应,于10月22日发动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此后军政府组建部队北上援鄂,先后四批,总兵力达16个营,共八千多人。援鄂湘军在武汉前线和湖北革命军并肩作战,以热血和生命保卫了湖北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保卫战阵亡的湘军将士,仅有姓名可考者即292人【15】。
  辛亥革命在湖南的胜利,在全国具有重大意义。他是全国第一个继武昌首义后光复的省份,解除了湖北革命政权的后顾之忧,切断了清廷与华南、西南数省的联系,促进了全国革命的继续高涨。湖南又在全国第一个出师援鄂,为保卫辛亥革命的首善之区、为全国各地的光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再次,华兴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兴会以湘籍志士为主体,但并不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其中也有不少的外省籍人士参加,如直隶张继,福建翁巩、林白水,江苏秦毓鎏、赵声,广东苏曼殊,浙江王正廷,湖北吴禄贞、李书城、李步青、周维桢、金华祝、曹亚伯等,多为著名革命志士。时在明德学堂教书的周震鳞曾回忆:“各省的革命党人,来明德、经正任教的日多,参加和赞助华兴会的秘密革命活动,从而与各省革命党人取得联系。”【16】他们参加华兴会以后,回到原籍,又成为各地反清革命的首领。
  华兴会以武装起义,“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略,因此十分注重与全国各地的联系。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即说:“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支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行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17】由此可见,华兴会的行动方略,是在发动他省革命具有成效的前提下,首先由湖南发难,占领湖南并以其为根据地,然后各省响应,“直捣幽燕,驱除鞑虏”。
  按照这一部署,华兴会派遣“宋教仁、胡瑛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杨守仁、章士钊注重宁、沪,策应一切;并荐熟悉军务之会党如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军队”【18】,又派魏宗铨至江西萍乡。华兴会的这一系列组织活动,建立了与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力量的联系,推动了湖北、上海等地革命团体的建立。宋教仁、胡瑛到武昌后,很快联络湖北志士刘静庵等,成立了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而就有了后来日知会和共进会、文学社的建立。杨毓麟、章士钊到上海,积极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19】。章士钊特为租赁招待所四处,安置接待,又“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辈”【20】,这成为了后来光复会建立的基础。
  此外,原华兴会会员还在四川、江西、广西、河南、辽宁、广西、云南等省份也展开了革命活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当地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华兴会的创建,已经过去111周年了。但是,他在我国辛亥革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深深地铭刻在辛亥革命的巍巍丰碑上,永远将放射灿烂的光彩。而手创华兴会的卓越领袖黄兴与华兴会其他杰出革命家和志士们,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创建民主共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也已载记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以及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斗志,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在一道纪念原华兴会会员陈天华、杨毓麟等烈士的命令中说:“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21】
  这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对于所有华兴会英勇志士们的永远纪念。

  注释:
  1、19、20、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载《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第127页。
  2、彭国兴《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681页。
  3、《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07页。
  4、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37—438页。
  5、《东方杂志》第十二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行。
  6、《宋教仁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第7页。
  7、刘揆一《黄兴传记》,载湖南省政协文史委、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合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第21页。
  8、左舜生《中国近代史四讲》第283页。
  9、郭汉民《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见《中国近代史实正误》第396页。
  10、《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116页—第124页。
  11、彭楚珩《光复之经过》,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北)第二编第三册。
  12、13、金蓉镜《破邪论》,见《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第192页。
  14、《湘江评论》第四期《本会总记》。
  15、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89页。
  16、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载《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第192—193页。
  17、18、刘揆一《黄兴传记》,载《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第22、23页。
  21、《孙中山全集》(二)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