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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元勋黄钺传略

时间:2018-03-08 21:28 来源:Admin5 作者:黄向秦 点击:
黄钺又名幼蟾,生于1869年4月22日,卒于1943年11月,湖南宁乡市西冲山人(现东湖塘镇燕山村梽木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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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钺又名幼蟾,生于1869年4月22日,卒于1943年11月,湖南宁乡市西冲山人(现东湖塘镇燕山村梽木湴)。其父黄万鹏,早年(1870年)随左宗棠西出新疆,平定帕夏叛乱,立功得任新疆提督。钺承父荫,袭二等男爵。前清光绪甲午年(1894年)以后,国事日趋腐败。黄钺目睹满清王朝的腐朽,帝国主义的侵凌,早萌革命思想,认为“非革新专制,推倒满清腐败政府,国将无以图存,民将无以自立”(注①)。遂立志从事革命活动,即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概况,建议仿效日本,以图自强。1898年,又偕戚友王家宾等去湖北晋谒张之洞。张之洞欣然嘉纳。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是时,黄钺在北京任职于“虎军”营务处,遂率“虎军”在齐化门(今朝阳门)、东直门一线,依托城墙进行抵抗,苦战一天,杀敌数百人,终因清政府不予支持,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后获悉西太后逃离北京,黄钺率兵截击。西太后化装农妇,密出西直门。黄钺出城,天已昏黑,夜雨大至,误走保定道,截击未成。时伏尸盈野,疫疠盛行,黄钺大病,虎军司令罗新传遂引军至清江浦休整。不久,黄申甫、洪本枬(即洪楠生)由汉口来信,相约响应唐才常、林圭等起义。正筹划间,旋闻唐、林起义军失败,诸志士多死难,黄钺遂遣散所部,留寓江宁。在此期间,先后结识革命志士张通典、禹之谟、陈贞瑞诸人。并在上海与革命志士黄易、李世昌、贺永龄、成邦杰、葛连城、吴超溦、洪本枬、张通汉等,先后成立“环球中国学生招待所”,“广艺书局”,又在武汉创办“益中书局”、“武库书局”、“大家来栈”等作为革命秘密机关。
  1902年,吴敬恒、钮永建在日本与满清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迨吴、钮回国,蔡密电上海道袁树勋,意欲将吴、钮拘捕加害,以泄其私忿。事为黄钺侦悉,力托袁树勋挚友刘笃烈说项,吴、钮幸免于难。
  1903年,章炳麟、邹容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清政府欲置章、邹于死地。黄钺奔走呼号,托华英报馆经理麦士尼为能(英国人)、工部局总办朴兰德出面干涉、多方斡旋,虽邹容病故狱中,但章炳麟、龙积之得以脱险。
  1904年,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一案,革命党人被捕者有郭人漳、张继、黄兴等。黄钺又联络麦士尼为能,奔走斡旋,张、黄等得免于难。
  1905年,偕黄易在湖南组织“新华会”、“虚无党支部”,借名办矿,实为革命秘密机关。事为巡抚端方侦悉,亟捕黄易下狱。黄钺流亡于上海。
(注②)此期间,黄钺还曾在禹之谟开办的湘利黔织布厂任职,后又回宁乡开办织布厂,禹之谟被害后,黄铖赠以灵联:“讨虏竟无功,义举也随黄鹤去;知心能有几,论交忧忆白门秋。”1906年,经黄兴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从此,他得以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相过从,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从事革命活动不遗余力。
  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东南各省民主革命斗争形势高涨。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革命潜流已成百川归海之势。而陕、甘等西北地区,由于山川阻塞,民气消沉,封建势力顽固嚣张之状,一仍旧贯。革命党人面对这种情势,虑及一肤之不适,致累全身,“一旦民军骤兴,独西陲为梗,非计之得也”(注④)于是同盟会决心派同志到西北边陲去传播革命火种,开拓革命阵地。由于黄钺熟悉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黄早年随父去过西北),并与当时陕甘总督长庚有世交旧谊(钺父黄万鹏与长庚同寅),他对这个开拓革命阵地的任务,自然乐于承担。当同盟会派他去西北之时,黄钺欣然受命、带领一批湘籍同志,风尘仆仆,日夜兼程,于1910年l2月抵达甘肃兰州。他以候补道员和故人之子的双重身份晋谒长庚,并取得长庚的信任和器重。不久、长庚即委他以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要职,黄钺取得这个合法的身份后,相机而动,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他一面联络在兰同志周昆、黎兆枚、卢士琪等人倡导新学,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以开风气;又与川籍志士顺爻等秘密组织“大同会”,在军队、会党、学堂中发展革命力量。由于他的积极运动,便很快地聚集一批仁人志士,在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使死气沉沉的兰州出现了活力。
  继武昌起义之后,1911年10月22日,陕西民军在革命党人张凤翙的领导下,驱逐陕西巡抚钱能训,举义成功。这是一个睛天霹雳,它轰开了西北地区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使宗社党“企图保住潼关以西作小朝廷”(注⑤)迎宣统王朝偏安西北的迷梦彻底破灭。这一壮举,致使陕甘满清官僚集团闻风丧胆,惊恐万状。顽固狡猾的署甘法司彭英甲之流急谋出兵“剿伐”,妄图将陕西革命烈火扑灭在燎原之前。这时,黄钺充任军事参议才两月,他既为陕西义举所鼓舞,又为甘军的蠢蠢欲动而焦急。鉴于陕西革命军义举刚成,正在兴废理乱之际.若遭甘军猝不及防的袭击,势为难支;并虑及“若陕不保,则西北可危,西北一危,则东南孤立,共和之局,终难大定”(注⑥);于是,他凭世交之情,重阳夜晚密谒长庚,力劝长庚正视“甘肃兵力薄弱,饷械两绌”的现实,切勿轻启兵端,而要“以守为战,保境息民,坐待大局之定。”(注⑦)长庚以为忠言可信,乃从其议,按兵不动。这样使得陕西革命军在立足未稳之前,得以避免一场恶战,因而赢得了巩固阵地,巩固政权和加强战备的时间。
  然而黄钺之谋只能起缓兵一时的作用。长庚出于反动本性,在法司彭英甲、藩司刘谷孙,巡警道赵惟熙等封建顽固派的“朝夕媒孽”下,又受前任陕甘总督升允“迭电勤王”的怂恿,很快改变了按兵不动的态度,转而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攻陕。他迅速拼凑一支由所谓“精锐西军”、“壮凯军”、“振武军”三部组成的甘肃东征军,又电奏清廷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由升允总办军务,统率东征军分东、南两路,从甘境泾川、秦州出发进犯陕西。反革命东征军气焰嚣张、凭借着兵力庞大、器械精良之优势,连陷陕西长武、邠州、醴泉、诸城,直逼长安。陕西革命军势已难支,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黄钺的革命思想.已被顽固派看出端倪,遭到彭英甲,赵惟熙辈的嫉妒与诽谤,顾自己之处境艰难,忧陕西之战局危急,“朝夕惶惧。戚焉悲伤”(注⑧)困居省城,受制于人,“罔知所措”。
  黄钺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得到长庚命令,令其募兵一营兼率崔正午(反动将领)五营,一起开抵秦州(即今天水市)布防。秦州南临四川,东通陕西,是甘南的战略要塞,长庚的意图是堵死川军援陕的通道,置陕西革命军于孤立无援的绝地,然后配合东征军,一举歼灭陕西革命军。彭英甲、赵惟熙之徒,正欲将黄钺挤出省城,亦从长庚之议。1911年11月,黄铖率部进抵秦州,驻兵城郊泰山庙(崔正午部原驻陇南清水县一带,为了邀功、屠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崔之所行,与黄钺适得其反。黄铖对崔正午所为,屡予斥责。崔对黄钺存有芥蒂,于是改隶张行志部。黄钺实只有500多人驻秦州)。
  黄钺久困省城,徒领虚衔,一旦脱离长庚肘腋拥兵据此机要关塞,“心窃喜焉”。他纵观形势,运筹帷幄,果断地决定:“就秦州反正,以截甘军后路,则陕危不救自解,共和可望告成。”(注⑨)于是,他与革命党人加倍地努力工作:一面派同志胡文炘、张雯华等人东联陕西,南结四川、以为外援;一面派同志黎兆枚、周昆等策反秦州城内防军起义,以为内应。经过几个月紧张周密地谋猷筹划,起义部署就绪。1912年3月11日辰刻,一声炮响,宣布起义。黄钺所部士兵联合城防军二千余人,分三路进城:一路攻入游击衙门,游击司令王润开枪顽抗,为起义军所击毙;一路袭取筹防局,因筹防局系军机要地,又藏有各种轻重器械,特委能将谢汉秋、汤砺山扼守;一路攻入州衙,生擒知州张庭武。黄钺亲临前沿,身先士卒,率四十人赴道署,传谕道台向燊合作。向燊应允。次日下午四时许,突有回军步队将领马忠孝(赵惟熙心腹)率一营由伏羌兼程而来,直逼秦州城下,意欲夺城,在此血战将要爆发的紧急关头,黄钺邀同当地著名士绅张世英、哈铸,一同驰往马忠孝驻地,劝其审时度势,晓以共和大义,一场战事乃得停息。
  秦州起义成功后,马上组成了甘肃临时军政府,公选黄钺为都督,向燊为副都督,卢士琪为顾问官、魏绍武为参谋官,刘文后为招讨使。军政府设十大部,以黎兆枚、陈墨西、周昆、黄嗣、黎瑞芬(均湖南人)、毕文硕、蔡镇西(均山东人)、谭其茳(四川人)、魏国英(陕西人)、受庆龙(甘肃人)、寇献琛(河南人)、汪青(浙江人)等58人分理军、民、财、教、工、农、交通.治安等各部政务。军政府成立后,积极推行新政措施,废除满清旧制、军民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
  革命党人在秦州起义的消息传到兰州后,“长庚惊惶失措,顿呼:‘黄钺乃是革命党,何以无人告我!’”(注⑩)见大势已去,束装携眷,取道蒙古北逃。以赵惟熙为首的满清官僚阴谋分子迫于形势,遂以袁世凯为靠山,改头换面,投机革命,继秦州起义八天之后(三月十九日),也诡称起义。并血口喷人,诬蔑黄钺和革命党人领导的秦州起义是“争权夺利,破坏共和”,对秦州军政府实行“大兵压境,炮弹相见”(注⑪)。他们与袁世凯素有勾搭关系,利用兰州通电比秦州通电方便得多的优越条件,于所谓起义的当日,即以快电告袁。而黄钺等革命党人素不齿袁之为人,因此,秦州起义时.只向武汉,南京革命政府汇报。袁世凯偏信赵惟熙谎言,“对秦州起义“不胜骇怪之至,”屡次通电,指责秦州起义是“无理取闹”,争权夺利、擅拥甲兵,有害共和、动摇国体”辱骂黄铖和革命党人为“匪逆”,胁令取消临时军政府,并扬言:如不取消,“本大总统以保持全国治安为重,当以公敌待之”;“倘其执迷前进,即行阻击”云云(注⑫)。
  黄钺和革命党人对袁、赵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其谰言进行了痛斥。黄钺历数袁世凯十大罪状(注⑬),指出:“赵在兰州施行、纯系从前帝政,而大总统令已行民政,期于改复帝政未知此意何居?”并揭露袁世凯“武断罗织,横逆待人”的恶劣作风和“以执清政、专制成癖”、“凭借权势、帝制自为”的反动咀脸;最后警告他:“民国大总统而有此嫌疑之迹,窃为民国危矣”(注⑭)
  袁世凯一方面胁迫黄钺解散秦州军政府,一方面正式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此时,赵惟熙志得意满,更为猖狂,妄图用武力实现其反革命目的。遣心腹崔正午率五营驻清水,刘文绣率一营驻剡门镇,罗平安率两营,李宗纲率一旗驻高桥,甘泉寺,马忠孝率一营驻王家磨,并令张行志全部回师(注⑮),意欲对秦州军政府四面围攻,加上原先进攻陕西革命军的反动将领马安良、彭英甲之流,此时都已回到兰州,与赵惟熙互相勾结,摇身一变,当了副都督和布政使,掌握着甘肃的地方犬权,他门合力向秦州军政府施加压力。为了避免战火蔓延,为了避免生灵涂炭,黄钺与革命党人提出八条,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与赵惟熙进行谈判。最后,取消了自已的都督名号,解散了甘肃临时军政府。临时军政府解散后,袁世凯又假惺惺地向黄钺通电:“望速来京,以备录用。”(注⑯)黄钺素恶袁氏,乃率部南归。黄钺南归后,孙中山先生授他陆军上将衔,并委任大总统政治参议官、大总统军事顾问官等要职。自是继续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从事各种革命活动。
  1916年受孙中山先生命,反对洪宪,率军驱逐袁氏爪牙,湘督汤芗铭。又偕胡景翼率军驱逐袁氏爪牙陕督陆建章。遂被袁世凯通缉,流亡在外。
  1918年受孙中山先生命,任湘鄂豫招抚使,组织游击队,讨伐北洋军阀张敬尧。
  1922年受孙中山先生命,与谢良牧率军讨伐军阀陈烔明。
  1924年受孙中山先生命,任鄂北司令,与钮永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讨伐军阀曹锟、吴佩孚。
  1926年参加北伐,任鄂豫边防司令,联合豫军首领任应岐、李振亚率部讨伐吴佩孚、令旅长张纛掘毁湖北横店至祝家弯一带铁路,吴佩孚几遭擒获。10月10日,武昌被攻克,黄钺令团长张廉率精锐部队开中和门以迎国民革命军。是时所部独立第一旅(旅长任笑山)攻克徐州、枣庄、韩庄、滕县一带,为北伐革命军之先驱。
  南京攻克后,黄钺任行政院参议,后乃还乡隐居,闭户读书,自甘淡泊。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华日急,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黄钺目睹时艰,于同年11月与中共地下党汤菊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刘静安(解放初任益阳县武装大队长)、徐上达(原红二师政委)及社会知名人士周震鳞、刘人瑞、胡矅(即胡良翰)、洪楠生等在宁乡鹿角窑洪楠生家、宁乡县城沩宁旅社先后集会,商讨筹组“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上前方抗日一事(注⑲)。通过协商,选举黄钺为游击部队总司令,洪楠生为副总司令,汤菊中为参谋、刘静安、刘人瑞负责军事。刘静安并慷慨捐献银元1300元,作为司令部活动经费。通过共同的努力,不到半年时间,便组成了一支具有数千人马器械待发的抗日游击部队,并设总部于长少天鹅塘。
  总部成立后,随即通电朱德总司令及全国各爱国抗战团体,同时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同胞书》中称“中华民族危急!我四万万兄弟姐妹,只有与日寇血战到底,才是拯救死亡之唯一出路。三户亡秦,听楚歌之悲壮;一心兴复,托黄帝之英灵……”。并派汤菊中同志暗与八路军驻长办事处(长沙寿星街2号)负责人徐特立,五凌波两同志联系;又派刘静安同志去平江暗与新四军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联系,共同运筹抗战事业,又派刘人瑞、洪楠生去湘西,扩大部队组织。
  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正厉兵秣马,拟赴前方杀敌,不幸被湖南当局解散,原来,当游击部队成立初,即有流氓异已分子钟绍钦伪装积极,混入部队,因不守纪律,作风散漫受到刘静安等人的批评,怀恨在心。钟绍钦侦察到该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有密切联系,“受共产党唆使”(汤菊中、刘静安确系中共地下党员),即密电国民党当局,当局即令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干涉。1938年10月一个晚上,驻扎在长沙的宪兵18团,重兵包围游击总部,当场搜捕并用囚车将黄钺和刘静安分别押送省府和宁乡县府关押(18团兵分两路,在搜捕长沙天鹅塘的同一个时间,另一部则抵黄钺老家宁乡西冲山梽木湴,此部没有抓到黄钺,即将事先印好的通缉令张贴在黄钺的家乡)。总部其他要员侥幸未被捕者,都一一流亡在外。与此同时,宪兵18团还包围和解散了设在宁乡、湘潭、湘阴、浏阳、平江、靖港等地的各抗日义勇军分部。钟绍钦为邀功请赏,又提供了抗日游击部队隐藏在宁乡黄材附近金莲寺内的千余支步枪和多挺轻重机枪的情报,薛岳随即派人前往收缴(注⑳)。
  黄钺被拘省府,正值国民党搞“焦士抗战”,竟把长沙付之一炬,哀号遍野,惨不忍闻。黄钺在狱中,痛惜长沙大火,对景生情,曾悲愤地吟诗一首,诗云:“一炬成灰实可哀,鲁灵宫殿尚崔嵬。昊天有意留残蜡,权作王孙避债台。”诗中的“鲁灵宫殿”,寓指当时没有被烧的省府。“残蜡”、“王孙”寓指纵火者。
后经周震鳞,贺耀组等人向薛岳严词交涉,责其不应迫害革命元勋,加以抗日群众的强大压力,薛岳遂将黄钺、刘静安释放。临行时,赠黄钺银元数佰,以资生活补助。
  黄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一贯支持和赞助。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黄钺曾多次应当时在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汤菊中同志的请求,与其一同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或救济了许多身陷囹圄,处境危急的共产党员:如曹瑛、陶铸、龚饮冰、王一青、陈永清、戴云、刘立青、徐耘夫(即徐上达)、刘静安等,使上述诸同志得以脱离险境,继续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注二十一)。
  1943年春,当中国大地将要出现曙光之际,黄钺欣然展纸濡墨作联赠革命者汤菊中,联云:“天留余地开新运,人以无私致大同”(注二十二)这说明黄钺对共产党的前途理想寄予了何等真挚的期盼、企望。
  黄钺中年,曾刻有三颗闲章:“看来世事金能语”,“话道人情剑欲鸣”,“浮云富贵非吾愿”。由此也可以看出黄钺对那个黑暗社会的愤恨和自己的高风亮节,黄钺原配王夫人,王病故后,继配周夫人颖芝。育三女二子,第二女名为黄者寿,配龚饮冰(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三女长子均故;第二子名黄祖同,曾任长沙市政协五、六、七、八届委员,现健在。1943年11月,黄钺病逝老家,国民政府拨款安葬。2011年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湘函(2011)21号文件,公布黄钺墓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 释
【①】语出《黄钺运动革命事略》,此书现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②】以上各节载《陇右光复记》,此书原始本现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黄氏家谱上亦有记载。
【③】《禹之谟史料》,第41、7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④】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995页。
【⑤】黄钺:《反正颠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页。
【⑥】黄钺:《临别赠言》,同上书第50页。
【⑦】黄钺:《反正颠末》,同上书第2页。
【⑧】黄钺:《临别赠言》,同上书第49页。
【⑨】黄钺:《反正颠末》,同上书第4页。
【⑩】《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各地反正及清军活动情况概述》,同上书140页。
【⑪】《致南京参议院电》,同上书26页。
【⑫】以上各节均引自黄钺复袁世凯电文及袁世凯对黄钺的来电,同上书第33、28、50页。
【⑬】黄钺《呈复大总统电文》,同上书33、35页。
【⑭】同上,第36页。
【⑮】《黄钺在秦州反正回忆》,同上书第60页。
【⑯】《国务院来电》,同上书第29页。
【⑰】《宁乡人民革命史》第134页。
【⑱】同上书,第145页。
【⑲】《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13页。
【⑳】《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第136页。余地:指延安。
 
  本文作者:黄向秦,1977年生,现任宁乡市政协文史调研员,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辛亥后裔联谊会理事,黄钺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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