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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先贤陈家鼎和他的弟妹们

时间:2018-03-08 21:27 来源:百年家国史征文 作者:徐永明 点击:
一百年前,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制度从兹开始。当然,这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伟大意义不容置疑。
     

  一百年前,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制度从兹开始。当然,这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伟大意义不容置疑。提到辛亥革命,人们自然地想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家,而有一个陈氏家族,家中有七位同盟会会员,他们在很早的时候曾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奋斗过,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壮盛年华。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我想,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人们也不会忘记。
  我家的七位革命先贤是我的大舅陈家鼎、二舅陈家鼐、二舅母唐家伟、大姨陈家英、大姨夫萧炳章、二姨陈家杰和我母亲陈家庆,都是同盟会会员。此外,除姨夫萧炳章,其余六人加上我父亲徐英,都是南社社员。
 
(一)
 
  我的大舅陈家鼎,字汉元,湖南宁乡人,一八七六年生。他是家族中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人。自幼饱读诗书,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但清朝末年,朝政不纲,外强凌逼,国几不国。大舅遂弃举子业,思破壁腾飞,为改变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战斗。一八九八年,他考取湖北武普通学堂,不久转入两湖书院,在那儿他与黄兴缔交,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一九零零年他与黄兴一同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他潜返湖南家乡,而革命意志益坚。一九零二年他与黄兴一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黄兴入弘文书院,大舅则进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我的二舅陈家鼐随后也去了日本,他也进了早稻田大学。几年间,大舅边干革命边学习,终获法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广交志士仁人,他们是蔡锷、邹容、宋教仁、陈天华、姚宏业、朱执信、胡汉民、于右任、商震、张继、田桐、覃振、廖仲恺、何香凝、居正、黄侃、章炳麟等。而他与弘文书院的黄兴、宋教仁尤为亲密,与他们结成生死之交。
  一九零三年大舅和黄兴一同参加“拒俄义勇队”,助黄兴创办游学编译社,出版《湖南编译》,宣传民主与科学。这是当时中国人民最需要的精神营养。同年秋天,他与黄兴一起返湘,做了一件在当时惊天动地的大事——行刺湖南抚台。这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母亲曾对我们绘影绘声地讲过谋刺的经过。她亦闻之于家人之口。母亲说,大舅他们谋刺抚台,事先研究制定出计划,且很认真地化了装。黄兴先生体型壮硕,微矮而胖,有两撇仁丹胡子,再戴上墨镜、着西装、领带。装扮一番后,文明棍一拿,日本话呱呱叫,俨然一位日本领事。当下,他乘坐大轿。两名革命党人扮成轿夫,抬起轿子径往抚台衙门。我的大舅身材较高,面目清癯,着长衫,戴上假辫子、瓜皮帽,手持大名片,扮作领事的跟班,走在最前面。这些人都身藏炸弹,准备去谋刺。 “后来事情败露了,”我母亲说。“恐怕是有叛徒告密。”当时抚台尚疑而未决,真假一时难分。不接待又怕得罪了洋领事,就预先作了埋伏,然后开中门迎接他们。那狡猾的师爷满脸堆笑从旁窥视,正好让他瞧出破绽——扮轿夫的一位面色惨白,两腿好似筛糠(湖南话,意谓战栗哆嗦)。只听得堂上大呼“拿人”。轿夫发现大事不好,忙放下轿子,勇掷炸弹,自己当场罹难,血肉横飞。硝烟迷漫中我大舅脱去长衫,仅穿单衣小褂翻墙逃走。黄兴也脱险而逃。当时黄走羊城,我大舅则在美国牧师帮助下,也化装成牧师,乘船赴上海。
  一九零四年初,我大舅又潜回长沙,加入华兴会和同仇会,谋举事长沙。事又败,遭通缉,他再走上海。岁末他潜返湖南,探望父母弟妹。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我母亲刚出生不久,这时外祖母已四十多岁,身体不好,缺少奶水,家中也缺人手。突然大舅归来,一家人喜出望外。大舅剪下棉袍下摆给襁褓中的小幺妹作垫褥,又亲自为她调红糖麦糊充饥,并温言细语地安慰父母家人。在那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里,大舅要参加起义、谋刺满清高官、联络、创会。奔走革命,险阻丛生,心境岂能安定?然而他在百忙中仍偷闲回家,探视亲人骨肉,照顾呱呱坠地不久的小幺妹,真乃英雄侠骨,又兼百折回肠,刚毅而温情也。探视父母后,他重返东京。
  一九零五年,大舅和二舅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们是最早入盟的一批成员。大舅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办《民报》,后又创办《洞庭波》、《汉帜》两杂志。他先后以汉援、汉辕、毅君、半僧、汉园、可毅、铁郎、汉叔等笔名在《民报》、《复报》、《洞庭波》、《汉帜》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二十世纪之湖南》、《哭亡友姚宏业》、《烈士姚宏业小传》等文及《金陵怀古》等诗词,鼓吹反清,唤起民心,宣传创共和和建民国之精义。居正、焦易堂《陈家鼎传》说“其文辞犀利,足以振聋启瞶,而民心为之大振”。翌年秋,孙中山委任我大舅为同盟会总部评议员,鼓吹部部长。
  一九零六年三月,我大舅奉孙、黄之命,回国在上海创建同盟会机关。在日租界虹口三元里租了房子,后来又将分会机关迁到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门上挂小木牌,书“夏寓”,因大舅那时化名为夏兴。在那里,他与陈其美等同志合作,共同策划组织同盟会上海机关的种种革命工作。他亲自参加一些具体行动。有一次,为掌握一条较重要的线索,他与张继(溥泉)都扮成轿夫,大热天中午,身穿红布背心,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法国巡捕房附近打探消息,一边以花生米充饥。他又多次与陈其美化装成工人,晚上到沪南制造局、打浦桥一带工人家庭中访问、宣传,冒风险出生入死地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有一次,清廷奸细半夜潜入鼎吉里,人已至楼下,情况十分危急。但我的大舅很镇定。他机智地打开天窗(老虎窗),与陈其美爬上去,在屋顶上伏行数十丈,走另一弄堂口脱险。大舅虽是文弱书生,但他斗志昂扬,思路敏捷,行动果敢。不久,大舅奉孙、黄之命返湘与禹之谟组建同盟会湘支部,地址就在北正街之湘利乾织布公司内,后又搬到风景秀丽的天心阁,同时又与二舅陈家鼐及刘、朱二同志设同盟会分会于武汉高陞巷之升圣公会内。继而大舅又在大连、奉天一带组织“胡子队”,准备南征。同年六月,他受兴中会委托,护送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灵柩归葬岳麓山,还协助覃振、禹之谟发动各校学生送葬游行。在长沙召开声势浩大的公祭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大会。会上,他和诸同志惩辱了反动学官俞诰庆。这些革命行动,为反清斗争上演了惊天动地的一幕。此外,他还在长沙与二弟家鼐以及武汉同志联合商议举事,未及会合而事败,遭通缉。禹之谟被捕就义;我大舅携家眷逃往日本东京。一九零八年夏,大舅受命邀同志一起自日本神户潜渡至山东青岛,谋在北方发展革命势力,不幸又被清吏侦知。大舅与二三同志亡命走山谷中,昼伏夜行,忍饥挨饿,仅以数粒花生米充饥,但仍不气馁,设法返回东京继续革命斗争。
  在反清的革命斗争中,我大舅与黄克强先生一起出生入死,共过患难,交谊至深。我大舅小黄克强先生两岁,非常尊重他;黄亦看重我大舅之才德,曾有诗句赞扬:“文章学问过吾党”。辛亥革命后,黄兴曾陪同我大舅返宁乡省亲,拜谒我外祖父悔叟公,当场书一联赞陈氏父子:“有子才如不拘马,知公原是后凋松。”一时传为美谈。黄兴又有赠大舅对联云:“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子要为天下奇。”
 
(二)
 
  辛亥革命后,大舅回国。民国建立,他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一九一二年春,他随孙中山去武汉与黎元洪会谈。南北议和,临时政府北迁。大舅则襄助黄兴组织南京留守府。一九一二年八月,他参加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为最早的一批国民党员。十月,被推举为国民党人纪念武昌起义之共和纪念会总理,又被选为北京及地方八十多家报社联合组成的北京新闻团团长。一九一三年二月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大舅在国会中往往慷慨陈词,直言无忌,语惊四座;他主持正义,大公无私,弹劾权贵,令当道侧目。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司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在国会中每每专横跋扈,而少数议员为其辩解,大舅怒斥这些无耻的拥袁派,抄起铜砚台朝桌面猛然一击,声震屋宇,举座皆惊。故当时人称陈家鼎为“陈惊座”。他联合两院中的国民党人和反袁的忠贞之士组成“癸丑同志会”合力抗袁。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我大舅在国会严词质询袁政府,并在北京主持追悼宋教仁大会。袁世凯派亲信赵秉钧送五十万“炭敬”(烤火费)贿赂大舅。赵秉钧,湖南人,大舅以前的朋友,其人富有文采,可惜心术不正,堕落为袁世凯的走狗爪牙。且说当时他怀重金夤夜到大舅住所当说客,希望大舅勿为国民党所用。大舅盛气呵之,说“吾头可断,义不帝秦”,璧还其金。十月袁党组织数千便衣军警和流氓冒充“公民团”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大舅毫不畏惧,三次投票都在票上大书“孙文”二字。他在国会中成为团结国民党人和忠贞之士合力抗袁的中坚。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资格,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家鼎等。大舅于是重奔海外。当时同为国民党人的二舅夫妇也出走日本。在东京,他们加入中华革命党,为孙中山讨袁及建国大业出谋划策。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大舅与东京的同志通电反对。大舅、二舅出亡日本后,袁世凯派党羽监视外祖父家,如同清廷覆灭前朝廷派兵丁骚扰外祖父家一样。外祖父悔叟公时在病中,忧愤而死。大舅二舅闻讯惟有望国门而痛哭。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同时加紧对反袁派的镇压。湖南老家更趋危险。大舅乃冒险潜返,迎外祖母移居上海租界中的霞飞路宝康里。不久,孙中山委任大舅担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长,二舅担任湘支部长。大舅除了党务工作外,几乎天天在《民意》《民信》两报上发表讨袁文章,如同当年反清斗争时一样。
  从反清到倒袁,大舅的生死之交除了黄兴老大哥外,还有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他比我大舅小几岁。一九零四年在黄兴家中成立华兴会时,年方二十一岁。宋钦佩我大舅的刚正与才华,敬呼我大舅为“大哥”;而我大舅也看重宋的组织才能和仁厚爱人,风雅能诗,呼他为“贤弟”。他们互相赏识,政见也往往一致,特别是都赞成“立法”;他们又都爱诗,常互相唱和、联句。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宋教仁和我大舅相约同游岳麓山,凭吊烈士墓。在墓前,他们作联句哭祭英灵,诗曰:
  《逰麓山吊烈友墓与汉元联句》
  十载有家归不得,而今随尔入黄门。(陈汉元)
  更无多泪流知己,别有伤心哭国魂。(宋教仁)
  死友已经垂竹帛,生朋无份住桃源。(陈汉元)
  元龙豪气今犹在,百尺楼头一汉元。(宋教仁)
  联句不能冥思苦想、推敲良久,乃率尔口占。宋教仁与我大舅的联句能如此一气呵成,固然是得益于他们的才气和功力,而同气相求,志同道合则是更好的缘由。这二人都是忠于国事、献身革命、十载有家归不得的志士。而今又将匆匆离家北上赴京出席国会。他们已觉察到不祥的黑云压顶了。宋教仁在尾联将希望寄托在我刚直的大舅身上。他将我大舅比作三国时的陈登。陈登,字元龙,三国时徐州人。机敏豪爽,博览群书,雅善文艺,少有济世救民之志。年轻时举孝廉,养耆育孤;为官时兴修农业,广聚粮草;拜伏波将军时,智勇过人,杀敌斩虏,数以万计。曹操后来让他做了广陵太守,建安十二年卒。刘备曾对陈元龙有极高评价:“若元龙胆志,当求之於古耳,造次难得比也”(《三国志·魏书七》)他们二人才吊完烈友,又联袂入京赴会,旋即分别。宋教仁南下讲演宣传,遵循中山先生“唤醒民众”的指示,结果在上海车站遇刺,当街喋血。这是怎样的悲剧啊!此事给我大舅震动极大,刺激极深。他哭宋教仁的诗,极为沉痛。诗前有小序云:五月四日重游甡园,有痛宋钝初老友,即用钝初去年九月招饮园中鬯春堂赠余元韵一首吊之。 
青山有约悲今昔,碧血同盟誓死生。 百尺楼台知己痛(原注:百尺楼头一汉元句,钝初一月十九日长沙岳麓山联句赠予者,予因刻此七字为小印纪念之。),十年沧海故人情。(原注:予与钝初为十年来共患难交,去岁九月钝初饮次,赠予元韵云:十年久识陈惊座。)。放歌渔父今何处?衔石精禽事竟成。此日鬯春堂下路,不堪回首忆生平。
  大舅长歌当哭,痛失故人。他为自己未能如陈元龙般智勇,未能阻止袁世凯的这个阴谋而满腔悲愤。痛悼知己之情,前路茫茫之感,跃然纸上。
 
 (三)
 
  我大舅陈家鼎早岁颇赞同康梁变法维新之说。“戊戌之变”粉碎了他的改良理念。于是他和当时一些感愤国事、奋发有为的热血男儿,同仇敌忾,改弦易辙,信奉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舅有幸在日本结识孙中山,与孙议论纵横,相见恨晚。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大舅首先加入,时在东京的二舅陈家鼐亦在同年加入。随后,大舅又介绍三个妹妹都加入同盟会。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大舅总是紧紧追随孙先生,与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居正和焦易堂写的《陈家鼎传》说他“生平独倾慕总理孙公之为人,三十年如一日。”大舅曾赠诗孙中山先生,有“吾子独为先觉凤,众生原是可怜虫”句,又有“除却江东孙讨虏,目无馀子是群雄”句。
  在反清斗争中,大舅陈家鼎多次受命于孙中山,在上海、长沙、武汉、奉天、大连、青岛等地,筹建同盟会分会机关,不畏艰险,义无反顾。
袁世凯欲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其党羽派军警胁迫议员投票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大舅不惧,三次皆投票选举孙文。后来被迫流亡日本,曾与廖仲恺等同住一处,生活十分艰苦,有时无米为炊,便买最便宜的海带煮了当饭吃;有时与诸同志聚义街头,各人手持一包花生米充饥。行迹颇似日本浪人,故当局不疑。生活艰难如此,我大舅却甘之如饴,拥戴孙中山先生一如当年。
  孙中山与黄兴这个时期在重大决策上有分歧,大舅陈家鼎以持平之论调解于孙黄之间。
  袁世凯死,大舅重返北京国会,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大舅抱病与在沪议员一起通电响应孙中山的《讨逆宣言》。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州,大舅因病未随行。孙在广州电召,大舅抱病赴穗,参加国会非常会议,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组建护法军政府。
  护法军政府遭到滇桂系军阀胁迫,大舅被推为国会非常会议代表,与各方接洽,力图缓解局势。而后孙中山被迫去职赴上海,大舅联合革命派议员通电拥孙,并写信请孙回广州主持军政府工作。当时广东督军莫荣新故意不发经费,国会议员纷纷离去。唯我大舅坚守广州,且令其弟妹参加大本营工作,力图助孙度过难关。
  一九二零年孙中山回到广东。大舅发出长达万余言的《关于西南大计的通电》,宣传孙中山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的主张及治国思想。次年,国会同人集于广州,重开两院联合会。四月,议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我大舅于其间主持裁酌,所助良多。一九二二年孙中山誓师北伐。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兵围总统府。大舅乃只身入陈部骁将洪兆麟兵营,责以大义。洪氏感愧,令士兵缓进。大舅乃从容入告孙中山,遂由某同志护孙由间道登永丰舰,孙中山安然脱险。陈炯明叛乱被平定后,大舅又奉孙中山之命返北京,联络原国会同人,准备响应北伐。
  我大舅陈家鼎毕生钦慕、拥戴和追随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也十分器重和爱护我大舅,自一九零五年我大舅加入同盟会起,孙中山屡次委以重任,命他组建长江一带同盟会分机关、北方机关、东北机关。大舅屡败屡战,孙中山却屡加重托,信任有加。民国肇造,大舅先后担任临时国会参议员,正式国会众议员。避袁氏乱流亡日本,大舅曾去日人头山满寓所与孙中山商讨国是,每就讨袁和建国之大计献策于孙,孙甚以为然。大舅潜返湖南迎母于上海租界,孙先生即委我大舅陈家鼎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长。以后,又委他任大元帅府参议。
  一九一七年岁暮,大舅思归省亲,国会同人坚留其在广州,孙先生尤不放行,说:“国会同人赖君联络,君行,其如大局何?”此时大舅正被推举为国会非常会议代表,与滇桂系军阀及政学系等洽谈,斡旋时局。
  一九一八年外祖母病,孙先生恰在沪,曾亲往探视。我外祖母逝世,大舅家中无担石之储,孙中山先生领衔发讣告,又赠钱资助我大舅治理丧事,还率众赴追悼会吊唁,并亲笔书写挽联:“生于九月,殁于九月;男善汉书,女善汉书。”
  孙中山先生还亲赐大舅兄妹五人墨宝。我母亲得到的是博爱二字,上款为秀元女士属,落款孙文。此墨宝可惜毁于“文革”,今只存照片。孙中山先生与我舅舅他们的革命友谊,孙夫人宋庆龄是很清楚的。一九八一年,我为母亲陈家庆“平反”事宜曾上书给宋庆龄副主席,陈述我母及其兄长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的经历以及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那时宋副主席已在病中,而且已经时隔大半世纪,但她老人家还记得,并亲笔批示:此事属实,应予平反。承宋副主席关怀,母亲迅速得以平反昭雪。
 
(四)
 
  大舅陈家鼎不但自己献身民主革命,还将弟妹们带上革命征途。
   一九零二年,我的二舅陈家鼐考上了湖北武普通学堂,不久他跟随长兄东渡日本留学。一九零五年他在东京也加入了同盟会,旋受命归国入湖北陆军学堂。一九零六年毕业,任新军教练官,后又任旅长、师长。在陆军学堂和新军里,他广泛结识革命志士。同年,大舅受命于孙中山、黄兴,回国创建同盟会长江机关,二舅协助大舅与蔡济民、刘佳运、朱子龙等筹划设机关于武昌高陞巷之升圣公会内。大舅在长沙与武汉同志联合响应起事,二舅也在武汉尽力相助。辛亥首义,二舅在军中立即率部响应。
  一九一三年讨袁失败,二舅再渡扶桑,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和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被选为中华革命党湘支部长。一九一八年,二舅被任命为广州大元帅府中将参军。一九二一年,他在上海和毛泽东等人发起并参加“俄罗斯研究会”。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遭到滇桂系军阀的胁迫,广东督军莫荣新又不发经费,致使国会议员纷纷离去。我二舅仍留在广州大本营里担任劳工委员,他和大舅一样始终拥戴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九年二舅被选为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在会上,他痛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屠杀工农大众的罪行。
  我的二舅母唐家伟也是湖南宁乡人。她富有闯劲,勇于接受新思想。嫁给二舅时,二舅早已秘密参加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奔走于日本与中国。她无怨无悔,毅然跟随夫君,也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首义,二舅率部响应,二舅母闻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立刻回家挂牌成立“天足会”,动员饱受缠足之苦的妇女解放自己。一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革命新风遍吹荆楚大地。后来,她在湖南长沙和宁乡也成立“天足会”。为了鼓励妇女大胆放足,她还给放足后来缴裹脚布的人二文钱奖励,一时门庭若市。接待人手不够,我的十六岁的大姨、十四岁的二姨,二舅母的闺友都去帮忙,连我七岁的母亲也参加了接待工作。
  二次革命失败后,二舅母随夫再渡扶桑。袁世凯死,陈家鼐夫妇双双归国。一九一八年,她在上海霞飞路宝康里开设了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女子美术学校,先后聘请了柳亚子、陈家英、陈家庆等南社社员任学校教师。
  二舅母擅湘绣,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内有她手绣花卉一幅,曾悬于壁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舅母和学生陈乐君、钱忠箴等合作刺绣的孙中山《大同篇》及其他师生创作的中国画花鸟、人物、山水等作品在比利时国际博览会展出,显示出中国女子美术作品的独特魅力。
  抗战军兴,长沙大火,二舅母与时任湖南省政府参事的丈夫陈家鼐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在长沙救护伤员,安置难民。
  我的大姨陈家英,二姨陈家杰,早年曾就读于湖北江汉高等女学,随后留学日本。两人都加入同盟会,协助并参加兄长们的反清斗争。她们在《留日女学会杂志》和《神州女报》上撰写诗文,反对腐败的满清政府,批判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大姨的文章题为《女子复权论》。辛亥革命后,大姨二姨协助二舅母从事“天足会”活动,大姨还在二舅母开办的中华女子美术学校任教。
  我母亲陈家庆幼年时就常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大舅二舅以及黄兴等革命志士望风、送信。一九一零年冬,外祖母家曾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当时大雪纷飞,家中断粮多日,而大舅、二舅、二舅母以及大姨二姨均流亡在日本,外祖父又被清廷拘捕下狱,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饥寒交迫,相拥而泣。我母亲那时只有七岁,在哭了一阵后,抹去眼泪,悄悄地出了门。她手持小簸箩,翻过屋后的小山坡,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地到亲戚家借米。她不忍心见家人坐以待毙。她的勇气感动了亲戚,于是他们担米到外祖母家,解了燃眉之急。
  我家的第七位同盟会会员是大姨夫萧炳章,字云帆。他是江西万安人。十三岁时中秀才,后考入江西省第一高等师范学堂,又被选派去日本留学。一九零九年学成归国,任教于万安县高等小学。他提出,学生不论贫富,在校一律平等,并提议家庭困难的学生可免交学费,又倡议成立第二小学。(后改名为云帆小学,以纪念之。)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他组织学生军,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孙中山秘书,后任参议院议员、江西教育厅厅长。任内兴办学校,普及教育。
 
(五)
 
  我家这七位同盟会会员,除了大姨夫萧炳章,其余六人先后又都参加了南社。南社是我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人数最多的民间组织。它以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主国家,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吸取西方进步文化,促进社会革新为主要宗旨。南社于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苏州成立。我大舅一九一一年一月十日即由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当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又介绍自己的大妹二妹家英、家杰加入。以后,二舅、二舅母和我母亲都陆续加入南社。我父亲徐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加入了南社湘集和新南社。所以我家有七位南社社员。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我家的南社社员经历反对封建帝制、推翻满清皇朝,打倒窃取革命果实、妄图逆历史车轮的袁世凯的一系列斗争;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年代,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写下了大量诗篇,表达了“请缨”“强国”的爱国情怀。大舅陈家鼎在《读革命评论》的七绝中写道:“专制千年是亚东,平权从此唱欧风。只教点点文章血,流作樱花一片红。”我的二姨陈家杰曾说“不独超投笔,余昭亦请缨。”大姨陈家英在袁贼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吟道:“神州断送唯挥涕,沧海横流独放吟。”我母亲在“长城陷、金瓯缺”的年代在“辽吉失陷和澄宇(我父亲)”的词《如此江山》中吟道:“不信终军,请缨空有路。”我父亲在倭寇入侵神州危急时则写道:“神州风雨沉沉夜,揽剑何人起壮思?”他抨击徐州失守某巨公置酒高会于汉上道:“岂有名城轻一掷,未妨佳酿过千尊!”
  辛亥革命100年了。在这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有能力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的社会主义大国。今天我们自豪地歌颂祖国已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更应当深深地缅怀无数革命先烈为此作出的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斗争和他们甘洒热血为革命献身的丰功伟绩,并立志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人民的安康幸福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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