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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群体

时间:2018-03-08 21:15 来源:原创 作者:李跃龙 朱发建 点击:
李跃龙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南省参事室研究员;朱发建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150周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称孙黄”的黄兴先生逝世100周年,也是民国初年杰出军事领袖、护国先驱蔡锷先生逝世100周年。这三位革命领袖一为广东人,其余两位为湖南人。黄兴享年42岁,蔡锷享年34岁,均属英年早逝,令人嗟叹!以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物群体是湖南历史杰出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阵,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用“无湘乡、不成军”来概括曾国藩的事功,那么,用同样的话语来定位黄兴,也是准确无疑的。纪念黄兴逝世100周年,发掘整理前贤事迹,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对于宣传和弘扬湖湘文化,对于激发爱国主义传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一、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群体的历史定位

  进入19世纪的百余年,湖湘人物呈井喷之态,在中国历史舞台纵情演义,精彩纷呈,为外省人侧目。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大抵认为这一时期的湖南人物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群体:以陶澍、李星沅、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派人物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近代湘军集团人物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群体,清末留日学生群体,以谭延闿为代表的立宪派人物群体,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物群体。从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来考察,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在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中央专制集权的帝制,建立共和体制,辛亥革命的功绩已彪炳史册,这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物群体历史定位的基础。
  湖南作为辛亥武昌起义的“首应之区”,湘籍志士在广泛开展舆论宣传、深入进行组织发动以及领导反清武装起义,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三湘大地涌现出无数慷慨激昂的革命英豪,如:长沙人黄兴、杨毓麟、秦力山、章士钊,新化人陈天华、谭人凤、陈润霖,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周震鳞、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修梅,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平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他们发扬湖南人拼命敢干的精神,不屈不挠地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因此有“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辛亥革命”一说。
  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群体的核心无疑是黄兴(1874—1916)。1902年黄兴赴日本留学,1903年归国,在长沙创立华兴会。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1905年,以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为基础,与孙中山共创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黄兴担负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的重任,时人以“孙黄”并称。黄兴是辛亥革命过程中参与武装起义最多、军功最大的革命者,是革命党人中最杰出的军事家。他先后参与和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亲率敢死队百余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黄兴持双枪左右射击,右手负伤断两指,流血满身,此役中死难烈士多达70余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全国革命者的勇气,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丧钟。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后,应湖北革命党人邀请,黄兴由上海来到武昌就任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率领两湖民军与清军浴血奋战,不仅保卫了首义成功的湖北革命政权,同时也为其他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可谓功勋卓著。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袁世凯上台后,他退居上海,支持宋教仁从事政党政治活动。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指挥作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受到袁世凯通缉,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夏,离开日本赴美国治病。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黄兴在旅美华侨中宣传反袁,为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1916年10月31日,因胃疾大出血逝世于上海,年仅42岁。同盟会战友、革命家兼大学者章太炎为黄兴盖棺定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发动过程中的组织工作卓有成效,在组织反清革命团体方面,自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反清革命组织后,最早在国内成立的革命团体是湖南的华兴会。1903年11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刘揆一、禹之谟、宁调元等在长沙发起,12月15日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1904年11月,黄兴、马福益、刘道一等策划长沙起义,杨毓麟、章士钊等派驻上海,负责联络江宁沪浙各地革命力量,后因内奸告密失败而亡走日本。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召集同志,以兴中会、华兴会成员为核心,联合各省反清革命者成立同盟会,参与创会者79人中,湖南籍人士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960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156人。随后,湖南革命党人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任会长。1906年5月,湖南同盟会成员禹之谟、宁调元、覃振、刘复基等人,发动长沙各校师生迎接陈天华、姚洪业灵柩公葬岳麓山。1911年7月31日,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共29人,其中湖南籍的有谭人凤、宋教仁等7人,代表共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方略,决定在武昌首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湖南人在反清武装斗争方面贡献最大。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是由湖南人发动的萍浏醴起义。1906年,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回湘“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发动反清起义。12月4日,由蒋翊武、谭人凤、刘重、任震、胡瑛等人策动的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刘道一的遇害,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位烈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武昌首义的核心领导成员有多名湖南人,如刘复基、蒋翊武等,其中总指挥是澧县人蒋翊武,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武昌起义后,湖南是首先响应起义的省区,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领导起义,光复湖南,成为“首应之省”,成为各省响应起义的典范。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湖南人矫健的身影。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湖南人在率先独立的7个省区担任军政府都督。10月30日,邵阳人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被推为总指挥,胜利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光复军总司令安化人李燮和在上海发动起义,出任吴淞军政分府都督;慈利人孙道仁在福建率新军起义,任福建军政府都督;宁乡人黄钺领导了秦州(今天水)起义,出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山东光复后,孙中山委任胡瑛(桃源人)为烟台都督;广西原任巡抚沈秉堃(长沙人)反正后,担任广西军政府都督。
  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保革命的成果,湖南人敢于牺牲,为维护《临时约法》和民主宪政而奋斗,其中杰出代表为桃源人宋教仁。1905年,与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担任重要职务。1910年,宋教仁回国联络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党,发起中部同盟会,创办《民立报》,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武昌起义后,与黄兴同赴武昌奋战,并制定《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担任法制局长,组织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夺权后,宋教仁积极联络革命力量,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党、国民公信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创建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主持国民党工作。在他的领导下,1913年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宋教仁开始筹组责任内阁,成为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眼中钉,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孙中山亲撰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为维护革命成果,是湖南人蔡锷(1882—1916)率先发动护国运动。蔡锷,湖南邵阳人,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留学,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在上海加入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并参与营救黄兴出狱。后应聘任江西陆军学堂监督、湖南练兵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1911年,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1911年10月30日重阳节,云南革命党人李根源率新军在昆明发难,蔡锷指挥起义军攻克军械局,在朱德联络的督署卫队配合下,一举攻占督署衙门。11月1日,起义军宣布云南脱离清廷独立,组织“云南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1915年5月,袁世凯准备称帝,蔡锷气愤至极,决心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非拼命干一回不可”。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抵达昆明。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21日,蔡锷在昆明举义反袁,率先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对川边敌军发动攻击,正式爆发了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黄兴守武昌,蔡锷起兵讨袁,后来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赞誉,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
二、清末湖南立宪派可以归并纳入辛亥革命人物群体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中,立宪派一直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并存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他们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立宪派宣扬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革命。就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才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立宪派创办报刊、组织立宪团体、著书立说,要求制定宪法、召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清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立宪派的活动对辛亥革命的进程、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乃至中国的近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湖南立宪派在全国有相当影响。有一批在全国知名的立宪派人物,如杨度、谭延闿、罗杰、龙璋、易宗夔等等;湖南立宪派在全国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并率先派代表赴京请愿,积极参与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领导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和积极组建政党;湖南立宪派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保路运动;湖南立宪派以咨议局、资政院为舞台积极参政议政;湖南立宪派积极支持革命派,使湖南成为首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等等。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派为了各自的政治目标而发动的三个运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然而,历史不可能同时向三个方向发展。三种势力较量的结果,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国政治向近代化道路的迈进。历史的合力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从辛亥革命的结局来看,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最终合流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扫除了制度性障碍。革命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湖南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湖南立宪派在全国来说有相当影响,有一批在全国知名的立宪派人物,如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罗杰、陈文玮、易宗夔、龙璋、曾熙、左学谦等人,最早在国内进行立宪宣传,在全国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率先派代表赴京请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以咨议局、资政院为舞台积极参政议政,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
  在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之前,湖南人早已在倡导立宪,甚至企图在湖南一省率先实施。1898年湘潭人易宗夔在《湘学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中,明确提出“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设议院”的变法主张,已具有君主立宪的色彩。湖南维新变法时设立的南学会,就已具有议会的形式,只是没有公开打出立宪旗号,南学会会长皮锡瑞即承认:南学会“不在讲学,实在议院,而不便明言,姑以讲堂为名”。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联络各方士绅代表,组织“中国国会”,就是计划推翻清廷统治后,以之作为国家“议院”的基础。正是在湖南这片沃土上,诞生了清末倡导“立宪”的旗手杨度。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宣示,激起了国内民众对立宪的期望,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名正言顺地组织各种政治社团,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立宪运动。湖南的立宪派更是劲头十足,慷慨激昂,他们以长沙为中心,开会演说,通电请愿,集会选举,组织政团,为立宪运动摇旗呐喊,搞得沸沸扬扬,格外热闹。清廷下达预备立宪诏令后,1906年,杨度在上海联络江浙士绅成立“宪政公会”。1907年,在杨度的鼓动下,湖南立宪派谭延闿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宪政公会”湖南支部,定期演讲宪政和地方自治的知识,作为对清廷“预备立宪”的响应。于是,谭延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当时,活跃在湖南的立宪派人物还有龙璋、刘人熙、陈文玮、曾熙、左学谦、罗杰等人。
  实行“立宪”就要设立民众参政、议政的机构。1909年10月,湖南各地当选省议员在长沙召开省谘议局成立大会,选举谭延闿为议长,陈树藩、胡璧为副议长,选出罗杰、陈炳焕、粟戡时等人为常驻议员,易宗夔等人为候补常驻议员;选出罗杰、易宗夔等五人为全国资政院湖南代表。1909年,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之后,立宪派便力谋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国会,于是,国会请愿成为立宪运动的主要形式,在这一斗争中,湖南立宪派是发动最早而又坚持到最后的。早在1907年9月清廷下令设立资政院不久,10月5日,杨度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即派湖南留日学生代表熊范舆等人到北京,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清廷于一、二年内开设民选议院。同年12月,雷光宇代表湖南人民向清廷递交《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谭延闿、龙璋、刘人熙等一百余名士绅联名上书,恳请清廷速开国会,为都察院阻压。不久,湖南再派代表陆鸿第、仇毅、廖名缙等人赴京请愿,要求早开国会,揭开了全国国会请愿运动的序幕。为督促清廷加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派议员罗杰、刘善渥赶赴上海,与各省代表共商请愿大计。当湖南代表起程赴沪时,湖南修业学校的徐特立断指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10月8日,各省请愿代表第三次向资政院递交请愿书,资政院开会讨论时,湖南议员易宗夔慷慨陈词:“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当此存亡危急之秋,惟国会可以救亡。”湖南议员罗杰发言道:“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在湖南议员罗杰、易宗夔的大力鼓动下,资政院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请求清廷于次年成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这一愿望虽未达到,但联合请愿行动迫使清政府同意,将“预备立宪”的期限由原定的9年缩短为6年,预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行组织责任内阁。
  1911年5月8日,清廷组织的责任内阁正式出笼,令立宪派大失所望,要求撤销“皇族内阁”为主题的请愿运动再度兴起。5月中旬,谭延闿、周煦埏从长沙火速赶到北京,参加全国谘议局联合会,谭延闿被各省谘议局议长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由谭延闿主持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他们援引西方国家公例,力陈皇族亲贵不应参加内阁,但没有得到清廷答复,反而召来一道措词严厉的“上谕”,斥责议员“议论嚣张”,干预朝廷任命官吏之权。接到上谕,立宪派情绪十分激愤,谭延闿等人立即以全国谘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宣告全国书》,揭露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为军机;名为立宪,实为专制”。接着,他们又发出一份《通告各团体书》,分别对“上谕”逐条进行辩驳,并且郑重声明,定于9月间再聚北京“续行请愿”,号召海内外各团体派员来京参加。1911年7月初,孙洪伊、汤化龙、易宗夔、谭延闿、雷奋等72人在北京发起“宪友会”,不久,谭延闿南下回到长沙,成立宪友会湖南支部,谭延闿被推选为总干事。与此同时,由辛亥俱乐部派到湖南组织支部的罗杰,回到长沙后,即邀同粟戡时、李达章、周广询、常治、杨宗实等6人为发起人,于7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黄忠浩为支部长,李达章、俞峻为副支部长;陈文玮、雷光宇等20人为常议员,罗杰、粟戡时、左学谦、龙璋等11人为候补常议员;姜济寰、文经纬等11人为评议员,常治、周家纯、杨道南等16人为候补评议员,成为湖南立宪派的重要组织机构。
  谭延闿是湖南立宪派的代表人物,黄兴是辛亥革命人物的核心和代表。他们初交于明德学堂,黄兴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成功脱险,即得之于谭延闿、龙绂瑞的帮助。辛亥革命期间,黄兴和谭延闿相互支持,特别是黄兴“拥谭固湘”“保全大局”的方针,对巩固湖南谭延闿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反袁护国时期,两人相互倚重,黄兴支持湖南独立,谭延闿实现笫二次督湘。1928年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直至去世,他与辛亥人物和国民党的渊源和交情,由此可见一斑。在革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由革命党人主导的、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条战线后来还扩大到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如袁世凯。清末民族民主革命最后是以一纸条约完成政权交替,化干戈为玉帛,清帝体面退位。与其说是一场妥协的革命、不彻底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光荣革命,充分体现了那一代人的政治智慧。中国历史几千年,改朝换代几乎都是伴随着血雨腥风,人民生命涂炭。后来立宪派人物也大多转入国民党阵营。从历史结局看,湖南立宪派人物群体基本上可以归并于辛亥革命人物群体。
三、清末湖南留日学生是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群体的滥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期间的十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在这一留学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包括黄兴。
  湖南人敢为人先,清末留日风潮兴起之前,湖南人早已行动。早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湘抚陈宝箴就曾计划派遣湖南学子赴日留学,1898年8月举行留日生选拔考试,应试者达千余人,准备选拔50名成绩优异者公派留学日本,可惜不久政变发生,一切计划皆成泡影。戊戌维新失败后,原长沙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就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留学,其中有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人,有发起护国运动的蔡锷,还有后来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
  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其中“奖励游学”政策甫一出台,湖南巡抚俞廉三即选派学生张孝准(长沙人)、梁焕彝(湘潭人)2人赴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和采矿等实业。1902年,湖南举办新政,大量创办新式学校,急需培养合格师资,湖南抚院决定派人到日本留学,为教育改革培养师资。经过各书院山长推荐,有关部门考核,选出“年未满三十,而志虑忠纯,识量通达者”12人赴日留学,中有俞诰庆、龙纪官、俞蕃同、王履辰、仇毅、颜可驻、李致桢、胡元倓、朱杞、刘左楫、江都良、陈润霖,赴日本学习6个月的速成师范,回国后,很多成为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1903年,湖南抚院再次选送官费留日学生24人,比上一年增加一倍,留日学习时间也增加为四年半,这批留日学生都是为了培养中小学及实业学堂教习而选送的,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一年半,再入实业学堂学习各科三年,毕业回国后必须在湖南担任教职3年以上。1905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继续增长,同时还选派了20名女学生留日,这20名女学生大部分是原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和长沙影珠女学的学生,她们由影珠女学的创办者黄萱率领,到日本“攻读速成师范科”。到1910年,湖南官费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200人。与此同时,自费留日学生比官费生更多。1902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里,申请自费留学日本的就有9批共24人。其中第一批有杨度、黄忠绩、戴展诚、刘棣蔚等4人,第二批有刘青藜等人。在杨度的影响下,他妻子黄仲瀛、弟弟杨钧、妹妹杨庄、妹夫王代懿也前往东京留学。1903年,湖南自费留日学生达30余人,其中包括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石醉六、朱师晦、仇蕴存、萧仲祁、曾继梧、余焕东、梁焕廷等。截至1904年,中国各省留日学生总人数达3000余人,其中湘籍学生800余人,占全部留日学生四分之一强,人数居各省之冠。
  湖南留日学生很多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黄兴那样的“流血革命”者,更多的则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成为胡元倓那样的“磨血革命”者,为开创湖南近代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第一批官费留日的12人中,至少有5人在长沙从事教育事业。如:俞诰庆回国后担任湖南师范馆监督,后又任湖南学务公所总文案兼省城各小学的总监督,成为湖南抚院主持教育的得力干将;俞蕃同回国后,与龙绂瑞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后历任湖南高等学堂教育长兼监督、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教育长、求忠学堂监督等职,并曾出任湖南学务公所实业科副科长;刘佐楫回国后,与胡元倓一起创办了明德学堂,并曾一度担任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和陈润霖回国后,分别创办明德学堂和楚怡学校;还有回国后苦心经营隐储女学40余年的黄萱;回国后创办乙种农业学校的彭海鲲;“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校的朱剑凡;有前后担任周南校长20余年的李士元;有创办岳云中学,并担任校长30余年的何炳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最先的两个监督(校长)刘棣蔚和戴展诚都是自费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第一师范先后有两个锐意教育改革,办学成效卓著的校长,一个是孔昭绶,一个是易培基,都是留学日本归国的教育家;在湖南一师,还有方维夏、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曾到日本留学或考察。在1992年编纂的《长沙教育志》里,收入“人物传略”的教育界名人共72人,其中在“五四运动”以前的约40人,其中15人是从日本留学归国,可见留日学生对长沙近代教育的影响。
  湖南留日学生更为后人所知的是在反清革命组织与宣传中做出的巨大贡献。留日中国学生最初的活动主要是创刊办报,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对推动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人在辛亥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其中杰出代表有陈天华、宋教仁、杨毓麟、秦力山、宁调元、章士钊等人。1901年6月,参与自立军起义死里逃生的秦力山,在东京最先发起创办《国民报》月刊,宣传欧美民主革命,提倡“革命排满”,驳斥保皇派的言论。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黄兴、杨毓麟、杨度等人在东京创办湖南编译社,发行《游学译编》杂志,提倡学习西学,鼓励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杂志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学说,编译教科书,报道留日学生生活,对启迪民智、鼓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发挥了先导作用。同时,黄兴还资助湖北学生刘成禺、李书城创办《湖北学生界》。1905年夏,宋教仁与湖北学生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民族革命不遗余力。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接收该杂志为机关刊,改称《民报》,湖南留日学生宋教仁、陈天华是主要撰稿人。宋教仁在《民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陈天华(署名“思黄”)发表《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文章,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广泛传诵。《民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使孙中山其人及其革命思想广为人知,对促进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1906年,宁调元、陈家鼎、杨毓麟等在东京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改名《汉帜》,以极显豁痛快的文字,宣传革命宗旨,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路甚广。1902年冬,杨毓麟以“湖南之湖南人”笔名,撰写《新湖南》一书在日本出版,明确主张“排满革命”。书中从湖南人的性格特点上,论述了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豪壮气概,以及为挽救国家危亡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声呼吁湖南“中等社会”人士负起责任,倡导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存湖南以存中国”。该书在日本出版后风行于世,并在国内广为传播,成为当时最早出版、影响极大的反清革命读物。1903年秋冬,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激于列强侵华的义愤,奋笔疾书,在东京出版《猛回头》《警世钟》二书。在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投降卖国的事实,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鼓励民众拿起武器推翻清政府,建立新中国。由于书中文字通俗易懂,贩夫走卒皆能阅读,而且以歌谣的形式表述,便于传诵,因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影响极大。青年学生以“偷看为乐”,许多清军士兵阅书后“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散至民间,又被改编为歌本,广为传唱,对传播反帝反清革命思想发挥了极大作用。章士钊任《苏报》主笔,从事反清革命宣传,1903年参与华兴会创建,1904年任上海爱国学会副会长,1905年赴日本留学,发表《释仇满》《汉奸辩》《沈荩》等论著,揭露清政府屠杀汉人、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呼吁汉族民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他还写作《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是当时最早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小册子,表彰孙中山历经艰险、从事革命的丰功伟绩,正是书中将“孙文”与其日本化名“中山樵”嫁接在一起,使“孙中山”之名流播海内外。
  此外,湖南留日学生还通过讲述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激发民众反清斗志。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暴君政治》,章士钊的论著,揭露清政府屠杀汉人、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呼吁汉族民众起来推翻清政府。朱德裳的《中国魂》、黄藻编《黄帝魂》等书籍,也以讲述中华民族始祖的历史,宣传“尊王攘夷”观念,鼓舞国人发扬中华先民的奋斗精神,与专制统治做殊死战斗。
  湖南留日学生在组织革命团体,准备发动反清革命方面,也走在各省前列。1904年,黄兴、宋教仁在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革命同志会”,团结各省留学生,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相当活跃,其中许多人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领袖及重要骨干。1904年,湖南学子成立了留日学生会湖南分会,推举范源濂、杨度担任正副会长。在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中,湖南留日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毓麟、蔡锷、刘道一、章士钊、宁调元、胡瑛等人,在留日学生中有很大影响。
  湖南留日学生是拒俄运动的主力军。1903年,驻东北的沙俄军队违约拒不撤军,引起中国人民及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会后,黄兴、宋教仁、秦毓鎏、钮永键等人立即组织拒俄义勇队,坚决反对清政府出卖领土主权,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主权,立誓“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湖南学生陈天华、杨毓麟、蔡锷、周宏业、袁华植、郑宪成等200余人争相参加义勇队,他们积极投身军事训练,由黄兴出任军事教练,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准备回国参加反对侵略者的斗争。1903年5月2日,拒俄义勇队被解散后,一部分坚定的爱国学生仍不放弃,将义勇队改称“学生军”,5月11日,学生军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决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作为革命方略。湖南留学生黄兴、陈天华、杨毓麟、周宏业等人,积极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成为留日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杨毓麟还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等6人,在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暗杀团”,研究各种爆炸方法,计划先暗杀几个清廷重臣,然后以军事行动推翻清朝统治。1903年5月底,黄兴、杨毓麟、刘揆一、陈天华等人被军国民教育会选为“运动员”,秘密回国返湘,发动国内各界力量从事反帝反清革命活动。湖南留日学生中出现的“蹈海三杰”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尤为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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