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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陈其美的关系的演变及历史影响

时间:2018-03-04 21:24 来源:原创 作者:张学继 点击:
黄兴与陈其美均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历了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的演变,这种关系的演变在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
  黄兴与陈其美均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历了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的演变,这种关系的演变在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学术界对黄兴与陈其美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1991年,著名历史学家萧致治教授主编的《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厚达469页的大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伟人风范》,叙述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蔡锷等辛亥革命时期四位领军人物的关系;第二部分《黄兴与全国志士》,收录黄兴与胡汉民、陈天华、谭人凤等五六十人的关系;第三部分《黄兴与其他人物》,叙述黄兴与谭延闿、汪精卫、李燮和、陈炯明、杨度等人的关系。可以说,与黄兴有关系的人物基本上都有了,但偏偏缺了黄兴与陈其美一篇。笔者当时翻看这本著作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写黄兴的人际关系怎么可以不写陈其美?但笔者转而一想,萧教授是国内研究黄兴的著名专家,他不可能认识不到黄兴与陈其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肯定是有意回避了。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不会因为你刻意回避而消失。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如果回避了黄兴与陈其美两人的关系,好多问题就说不清楚。笔者甚至觉得,黄兴生前的兴衰成败乃至身后的荣辱都与陈其美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抛弃对历史人物的好恶感情,对黄兴与陈其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辛亥革命前后黄兴与陈其美的密切合作
 
  黄兴(1874—1916)是湖南长沙人,陈其美(1878—1916)则是浙江湖州人。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的城南书院及武昌的两湖书院,1902年6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日本参加爱国运动,成为留学生领袖之一。1903年5月底,黄兴回国,到长沙明德学校任教,同年11月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被推举为会长,这是继兴中会后又一重要的革命组织。1904年9月因策划长沙起义失败,被迫于同年11月流亡日本。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从此,黄兴成为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运动领袖。而陈其美从15岁开始到离湖州不远的石门县城(今桐乡市崇福镇)内当铺“善长典”做学徒,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03年春离开,到上海投奔他的表叔、湖州帮丝绸业资本家杨信之,在杨信之开设的同康泰丝栈任助会计。1906年夏,陈其美在他三弟陈其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京警察学校,后入东斌学校。
  黄兴与陈其美的交往始于何时,现无文字可考。黄兴是同盟会的二号领袖,1907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后,黄兴代理孙中山的职务,主持同盟会的工作。有关著作均说陈其美是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这年,李烈钧与黄郛奉黄兴之命召集已经加入同盟会且忠贞可靠的陆军留学生建立了同盟会的外围团体“丈夫团”,参加者30余人,陈其美不在其列。陈其美因为参加革命较晚,在日本留学期间很可能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笔者估计,陈其美在日本即使没有与黄兴见过面,但一定听说过黄兴的名字,肯定知道他的同盟会领袖身份。1908年,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因为他与上海滩上的湖州帮、宁波帮资本家及士绅有同乡(包括浙江大同乡、湖州小同乡)甚至亲戚关系,陈其美很快在旧中国最大的码头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上海的青洪帮成员中树立了某种权威地位。
  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因为领导层意见分歧长期处于涣散地位,宋教仁、谭人凤等经过长期的策划后从日本回国,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取代东京同盟会总部成为领导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陈其美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中部同盟会总会的核心人物是宋教仁。有学者形容宋氏“慎思明辨,富于分析力及判断力,对于问题,往往能视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极富理性、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宋教仁之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陈其美了。台湾学者王聿均先生指出:“宋教仁是划策者(designer),陈其美则是实行家(actualexecutor)”,“他们两人实为中部同盟会最重要的人物,也可说是两大柱石。”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对陈其美在中部总会的特殊作用另有更形象的描述:“原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流领袖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园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那个角落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
  中部总会选举出的领导人名单是: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其他各部的事务;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致事宜;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各等社会及会籍、选举、纠察、赏恤、通讯等事务;杨谱笙为会计,管理会计收支事务。《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指出:“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第十三条又规定:“本会置会长一人,代表本会,总理会务,任免职员,并发布一切法律命令。但暂时虚位以待,将来由总务会议决其时期及选举法选举之。”
  黄兴获悉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立即从香港致信祝贺,信中说:“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10月6日,黄兴又致函陈其美、谭人凤、居正、宋教仁等,要他们吸取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注意纯洁组织,防止内奸,并严明纪律。信中最后说:“弟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来。惟才识浅陋,恐不足补其万一。觉公(居正字觉生——引者注)如鄂事紧要,即不必来港,列公酌而行之,弟必赞同也。”由此可见,同盟会中部总会没有选举总理(或会长),实际上是对黄兴虚位以待,是奉黄兴为领袖的。因为,中部总会与黄兴有密切的联系,而与孙中山则并无任何联系,而且中部总会公开宣布与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南部分会为“友邦”。黄兴与陈其美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建立起来的。
  在中部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湖北方面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采购手枪,并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赴武汉主持大计。当时黄兴人还在香港,武昌起义因突发事件不得不于1911年10月10日提前爆发。23日,黄兴抵达上海,与陈其美、宋教仁等中部总会领导人开会,决定:柏文蔚、范鸿仙等前往南京,运动新军反正;陈其美、杨谱笙等留上海,主持上海起义行动;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赴武汉指挥全局。
  11月4日,光复会、同盟会与上海商团共同战斗光复了上海。11月6日,陈其美与上海绅商及商团领袖合谋,以权谋手段剥夺上海光复的最大功臣、光复后的上海临时总司令李燮和的权力,以炸弹逼迫上海绅商与商团领袖承认他为上海最高领导人——沪军都督。陈其美夺取上海这个最大的舞台后,地位更加重要。这个时候,陈其美与在武汉督战的黄兴是相互配合的。特别是在同盟会与湖北黎元洪集团及立宪派、反正旧官僚、光复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势力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黄兴与陈其美紧密配合,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同盟会的领导权。
  当时,黎元洪集团与立宪派、反正旧官僚以及光复会成员合流,企图以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奉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主张成立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央政府,并派专人于11月10日将电稿送至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让他发电报“催孙中山返国”。11月16日,陈其美发表通电,公开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8日,陈其美又致电各省都督,称“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公开亮出了同盟会的主张。12月2日,东南重镇南京光复,陈其美与宋教仁等当即决议将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由武昌改为南京。当陈其美听说黄兴在湖北督师失利,将要回上海时,陈其美立即表示:“克强为革命军领袖,果来,吾辈当竭诚欢迎之,并以全力拥护之。”12月1日,黄兴抵达上海。“英士及上海同志,欢迎拥护,一如其言。”
  陈其美等人主张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并由黄兴担任大元帅。这个主张遭到黎元洪集团、立宪派、反正旧官僚、光复会等势力的强烈反对。浙军参谋葛敬恩回忆说:“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份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张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张黎的居多。……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谘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兴(亦即袒孙中山)、袒黎元洪,一时闹的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鼓吹分家,我们成了此等人的对象。”对于这场激烈的大元帅争夺战,身临其境的王有兰回忆说:“代表会易置大元帅、副元帅如奕棋,近于儿戏。回忆彼时湘代表拥黄,鄂代表拥黎,议场争辩几至用武。……国基未固,而为意气甸域之争,可哂孰甚。”在这场艰苦的较量中,陈其美凭借沪军都督府的有力地位,坚定捍卫同盟会的主张,大力支持同盟会领袖黄兴,成为同盟会方面的顶梁柱。
  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是,黎元洪被推举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基本上实现了由同盟会主导临时中央政府的目标。12月25日,孙中山自法国巴黎取道香港来到上海,受到陈其美与黄兴及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随即在上海商量成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晚11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纪元的开始。
  正如《亦云回忆》所云,南京临时政府时代,黄兴与陈其美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在临时中央政府内,黄兴担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实际上主持临时政府的军政事务。用张继的话来说是:“总理(孙中山)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而在地方,陈其美主持的沪军都督府则“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纽”。孙中山甚至称赞陈其美在上海是“一木之支者”。这个时期,黄、陈两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1912年6月14日,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府留守职务。8月1日,陈其美辞去沪军都督职务。9月5日,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黄兴与陈其美从上海联袂前往北京与袁世凯相见,共商“国是”。两人在天津、北京等地逗留了近1个月,共同出席了许多活动。10月5日,两人又联袂离开北京南返,这是黄、陈在一起活动最长的一段时光。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击中,因抢救无效,宋教仁于22日晨4时40分在上海铁路医院去世。宋教仁在临终前,陈其美与黄兴各执宋教仁的一只手,再三安慰他:“钝初!放心,我们要代你报仇的!”宋教仁去世后,嫉恶如仇的陈其美连呼:“此事真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陈其美与黄兴、谭人凤、于右任等将宋教仁入殓后,陈其美又与黄兴主持稽查宋案凶手。3月22日,黄兴与陈其美联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卜落斯总巡,悬赏白银1万元侦缉宋案凶手。一般说来,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案是难以破案的。袁世凯相信这一点,所以在宋案发生后亲自导演了一起贼喊捉贼的闹剧企图瞒天过海欺瞒国人。袁世凯未料到,陈其美在上海滩经营多年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使宋案凶手人赃俱获,袁世凯主使行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宋案后黄兴与陈其美因意见分歧终至分道扬镳
 
  宋案真相大白,国民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关系彻底破裂。袁世凯凶相毕露,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从西方列强手中借到2500万英镑巨款,准备彻底镇压国民党。国民党上层领袖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
  得到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于25日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孙中山、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国民党领袖在上海黄兴的寓所商讨对策,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岐。黄兴主张按照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黄兴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他并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即派人去北京暗杀袁世凯,以“省事免牺牲”。孙中山认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谴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孙中山还强调说:“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会议的结果,黄兴的意见占了上风,孙中山先发制人的主张被否决。
  国民党方面在力争以法律解决宋案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军事上的准备。1913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与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代表周震鳞、广东都督代表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在会上仍主张立即兴师讨伐,但黄兴仍以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事变。与会的高级将领均同意黄兴的意见,陈其美也倾向黄兴的主张。他们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兵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孙中山格于众议,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
  当袁世凯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做好了进攻南方的准备后,于6月9日,袁世凯悍然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稍后又相继罢免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职务。袁世凯对国民党地盘的剥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抉择:是束手待毙还是背水一战?此时陈其美与孙中山一样被袁世凯的步步紧逼激怒了。孙、陈均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孙中山说:“不战,必然要被消灭;战,成败未可知。与其不战而被消灭,不如战败而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陈其美在与上海与日本有吉总领事谈话中也表示:“本人自始即持稳健意见,但现若仍旧不作改变,徒自招灭亡而已。……我党现亦分为稳健、过激两派,前者恃议会,虽欲成事,亦鲜见成效。即如本人,最近亦至于不得已而与之以过激之说。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之见机不敏。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因而孙此次广东之行,与其预期相反,因两三旅团长被收买而丧胆,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黄则徒然多疑,坐失良机。此无非通晓国内之情况而已。余等实际当事者,尚未至十分悲观云云。透露无论如何计划进行武装抵抗之口吻。”陈其美对黄兴仍持稳健态度极为不满,在与有吉总领事谈话时,“频频谓黄兴之徒,名曰自重而迟疑不决,结果误却大事。”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国民党经过数月来的痛苦选择,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袁世凯的第一枪。至此,黄兴已别无选择。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黄兴委任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这次讨袁战争很快失败。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等3人的荣典军职。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逆迹已著,所有从前所颁荣典军职一律褫夺。其附逆之徒,该部查明,一律办理。此令。”同一天,袁世凯下令通缉黄兴、陈其美、柏文蔚。7月31日,袁世凯悬赏缉拿江苏、上海的讨袁军将领,袁世凯开出的赏格分别是:黄兴拾万元,陈其美伍万元,黄郛贰万元,李书城贰万元,而且规定“不论生死,一体给赏”。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领袖流亡日本等地。8月18日,孙中山抵达日本东京。27日,黄兴也抵达日本东京。革命失败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革命斗争,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孙中山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不顾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等客观原因,过分强调革命党人的主观因素,并由此不恰当地追究黄兴的责任,两人为此产生了严重冲突。据说,黄兴到日本后第一次前去见孙中山时,即“大被痛骂。”黄兴虽然“温温自克,不一校”。但自此后,“孙、黄裂痕显然。”
  在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上,孙中山乐观地认为,袁世凯现在表面上虽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如果能从现在准备,一年两年中,一定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因此,他号召革命党人以激进主义从事“第三次革命”。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黄兴认为,此时如果和袁世凯硬拼,只能徒然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无补。因此,黄兴主张在革命时机未成熟前应该从长计议。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对于国民党的存废问题,孙、黄意见也截然相反。孙中山称:“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他主张解散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解散国民党,主张对国民党加以整理。孙、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执一词,形成僵局。
  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决定抛弃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了入党誓词,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新填写誓约,并加按指模以示坚决。孙中山解释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而要入党者在誓约上捺指模,是为了克服异党入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
  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陈其美、戴季陶等激进分子的坚决支持。10月3日,陈其美抵达日本东京。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等进见孙中山,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陈其美认为:“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之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之能达目的,非此不可。”陈其美“回想这一年多的经过事实,觉得许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见到、想到,因各同志见识学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处处牵制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服从其命令,因此有这样重大的失败,自己非常的追悔。遂决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助其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严格的训练党员。”会见当天,即由孙中山担任介绍人兼主盟人,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中华革命党。
  陈其美对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迟疑不决本来已很不满,对于孙中山、黄兴的争论,陈其美毫不保留地站到了孙中山一边,成为孙中山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据程潜回忆:有一回,陈其美与李烈钧在东京议论癸丑之役(即“二次革命”)南京方面军事失利的责任问题,陈其美意在言外地把责任通通推到黄克强身上,说党人没有听从孙中山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李烈钧不同意陈其美的看法,对陈反唇相讥,说:“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黄克强岂能独负其责?辛亥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黄克强来负责吗?”“陈其美听到这番意含揶揄的话,气得目眦欲裂,怒发上冲,但也只好吞声忍气,不加申辩而散。”此后,陈其美即“力排众议,主亟进”。他“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陈其美的这种激进态度彻底堵死了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妥协调和的可能,处境尴尬的黄兴不得不于1914年6月30日离开日本这个是非之地,准备前往美国、欧洲考察,让孙中山、陈其美放手去实施他们的第三次革命计划。至此,黄兴与陈其美终于分道扬镳。
  有学者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激进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风格。“孙中山总是喜欢冒险,他相信冒险可以创造机会。陈其美也喜欢冒险。他在北京时,在国民党议员的欢迎会上曾表示,‘自谓夙性冒险,故十年来破坏有余,今后敬与同党诸公当仍策全力从事建设。’建设不成,他就重新走上冒险的革命道路,同黄兴的稳健拉开了距离。”
  7月1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任总务部部长,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在孙中山的授意下,陈其美于1915年2月4日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寄给在美国的黄兴。陈其美致黄兴信的主旨,是要黄兴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革命需要有权威的领袖,这在原则上并没有错误。但是,第一,领袖不应当是个人,而应是领导集体。第二、领袖权威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有群众基础,需要有成功的事迹表现,领袖需要在实际斗争中有比一般干部高明的事实表现。陈其美在信中说:“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机洞若观火”。这样的话未免离事实太远。陈其美企图以简单的方式来树立孙中山的权威地位,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陈其美这封信成为20世纪初鼓吹政党领袖独裁与党员干部盲从领袖的历史文献。
  辛亥革命以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都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继续革命的道路。离开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在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军队、资金等的情况下,孙中山、陈其美等继续沿用辛亥革命的旧模式,一味地寄希望于以单纯的军事冒险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样的路线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黄兴看到了反袁与反清的不同,他坚决反对这种飞蛾赴火式的单纯军事冒险去从事反袁,应该说是正确的。
 
三、蒋介石崛起后刻意编造没有黄兴的蒋记国民党史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租界被袁世凯指使的特务刺杀身亡。黄兴获悉陈其美遇难后,不计前嫌,立即给孙中山发去唁电,唁电中说:“惊闻英士兄为奸人所戕,旧同志健者又弱一个,极为惨痛。共和未固,遽失长城,我公哀念可知。仍望接厉进行,同慰先烈。”
  8月13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等63人发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隆重举行“陈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后殉国诸烈士追悼大会。”孙中山因病未能出席,大会由黄兴主持并致词。黄兴指出:“有诸烈士之牺牲其身,而后能再造民国;今后亦须有牺牲之精神,而后能使民国巩固。”黄兴还写了两副挽联追悼陈其美,其一:“脱帻揽贤殷,早知狙伺来狂客;横刀向天笑,如此艰难负使君。”其二:“蛙井竟称尊,杀贼当思慰来歙;海天待归棹,故人何处觅陈尊。”
  10月31日,多年奔走革命积劳成疾的黄兴在上海病逝。随着陈其美、黄兴相继去世,两人的是非恩怨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但数年后,随着陈其美的门徒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乃至成为国民党领袖,黄兴与陈其美的之间的怨恨再度被强化并且被定格在历史上。
  众所周知,蒋介石自辛亥革命开始就以浙江同乡的身份追随陈其美,1912年初陈其美、黄郛(1882—1936)、蒋介石(1887—1975)3个浙江同乡在上海打铁滨蒋介石的寓所内焚香结拜为异姓兄弟,按照年龄陈为老大,黄为老二,蒋为老三,3人关系十分密切。当年黄兴与陈其美龃龉,蒋介石看在眼里,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后蓄意鼓吹政党领袖独裁与党员干部盲从领袖的理论,不指明地将黄兴定为不服从领袖的反面典型加以批判,并刻意编造没有黄兴的蒋记国民党党史谱系,极力淡化黄兴的历史地位。
  笔者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后发现,这个过程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这是蒋介石在国民党迅速崛起称雄的阶段。这个阶段,蒋介石无论在演讲还是在文告中,开口闭口都是捧孙中山(对孙中山的称呼有总理、先总理、大元帅、孙大元帅、先大元帅、国父等)一人,几乎把国民党的历史说成是孙中山一人的历史。例如,蒋介石主持编辑的《新兵精神教育问答》这样概括国民党的历史:“我们革命党最初叫‘兴中会’,以后改组为‘同盟会’,再改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现在叫‘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是我们总理孙先生40年来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所创造的。”这个时期,蒋介石偶尔也会提到朱执信、廖仲恺、陈英士(陈其美字)等人的名字,并且有意把他的金兰兄长陈其美的名字放在广东人朱、廖的后面,以示尊崇广东人。例如,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演说词》中说:“我们今天已见不到总理与已死诸同志了,已见不到廖党代表(廖仲恺)、朱执信、陈英士与许多先烈了。”
  笔者查阅蒋介石这个时期上百篇字的演讲、文告等文献资料,发现蒋氏从未提过黄兴的名字,甚至北伐战争初期蒋介石逗留长沙期间发表的多次演讲也始终未提及黄兴的名字,也没有去岳麓山黄兴的墓地看看,但这些并不等于蒋介石忘记了黄兴,蒋的手法从一开始就是不指名道姓地把黄兴当作不服从领袖的反面典型来批判的。例如蒋介石说:“总理存在的时候,他对于革命不能成功,一班党员不能服从他的命令,彻底的来做事,总理有时候非常之愤激的。为什么他要愤激呢?因为党员不能服从他,革命不能成功。”他还说:“总理革命40年而未成功,其原因尚多,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迳行其志之所致。本党每有一最负责任之同志,即为一般老同志所不喜,英士、执信、仲恺今皆死矣,皆对于总理太负责任,而一般老同志则已大多有忌嫉态度,弟每念及,辄为心碎。”显然,蒋在这里不指名批判的正是让他“辄为心碎”的黄兴等人。
  第二阶段,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羽翼已经丰满且已经到了自己的地盘(江浙沪)的蒋介石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立即把朱执信、廖仲恺等人抛弃一旁,正式提出了“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统党史谱系。
  1927年5月,蒋介石从南京赶到上海主持陈其美殉国11周年纪念会。蒋氏的演讲通篇都是信口雌黄:“我们要明了,国民革命军能够长驱直入的底定苏浙皖赣闽鄂到长江流域,肃清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青天白日旗竖到久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海关上,固然是我们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的主义政策,与国民党的奋斗及武装同志的牺牲而得来的;然而,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给下来的。我们要知道,各位同志有今天能够热烈的聚会的机会,也就是陈烈士送下来的。倘若没有陈烈士在民国4年(应为民国5年——引者注)那时候的牺牲,我们决没有今天的成功,没有陈烈士那时候的有革命精神的模范,决不会有今天的现象,今天的成功。……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孵生出来的。中华革命党是总理创造的,总理的创造中华革命党,也得陈英士许多助力来的。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陈烈士以手无寸铁指挥在新舞台的数十烈士轰轰烈烈的打制造局,始得到无限数的影响,而有今日的国民党。所以辛亥那年没有陈烈士之奋斗与牺牲的精神,而使上海独立,打下南京,就没有辛亥的成功。没有辛亥的成功,就没有国民党,所以陈烈士是总理的第一信徒,总理的创造,没有陈烈士的帮助,不会有今日。所以我们想到总理,就要想到陈先生。陈先生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样的重大,我们如何可以不纪念他?我们为得要完成国民革命,更如何不纪念他?所以我应该要重大的纪念他。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不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把陈烈士遗给我们的革命精神去继续革命,不但是能够打倒共产党,就是帝国主义如何的凶恶,也不难一扫而尽!”
  蒋介石定调后,国民党宣传机器及其御用文人纷纷出来宣扬所谓“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正统史观。
  萧继宗说:“从历史上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80年来,依赖两大英明领袖的领导,而这两大领袖之际会,与革命大业的传承,则是英士先生全力辅佐促成的。民国前2年6月,英士先生在日本东京郑重的把总裁介绍给国父孙中山先生,当时国父似乎立即意识到这位被介绍的青年同志,在未来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程度,会晤后就对英士先生说:‘那位同志将是我们革命的英雄。在我们革命运动中,正需要这样一个人’。英士先生撰了一付对联赠给总裁(蒋介石),却特别请由国父手书赐赠,那就是我们常见的:‘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这一件事,实在是具有新意,可以看出英士先生在前后两位伟大领袖之间,有极深的革命情感,和极不寻常的苦心所在。民国3年,国父为把革命事业从头做起,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党内精神涣散,意见不一,赖英士先生全力支持,卒使组党成功,革命精神重振。此一史事关系本党的存亡绝续。民国4年春天,英士先生奉国父命,挺身回国部署讨袁军事,当他由日本启程之时,总裁送至横滨船上,对英士先生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视古人‘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慷慨尤有过之。英士先生后来果然为国牺牲,总裁也果然以英士化身自居,对国父‘以英士事先生者事先生’,亦得国父‘以对英士者对介石’之永久信托。前面所引述的几段党史文献,只是有关英士先生的极少部份,由此已可以看出英士先生所树立之革命人格,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更可以看出英士先生对于本党革命的重要,可以说是本党的灵魂人物。今天的中国国民党,实在是由于英士先生辅佐国父、引荐总裁,继续再创,也可以说英士先生牺牲了个人的生命以充实了党的生命。”
  按照蒋介石第一纪念总理,第二纪念陈其美的旨意,国民党统治时期,第一是大肆神化孙中山,尊孙中山为国父,搞总理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各大城市兴建纪念堂馆,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街道、公园、学校等等,其数以万计。二是吹捧与抬高陈其美。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举行了6次大规模“陈英士先生殉国××周年纪念会”活动,这项活动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停止。1929年,在浙江杭州西湖湖滨四公园平海路口建造了一座陈其美的戎装骑马大铜像,杭州平海路改名为“英士街”。1929年3月,在上海方斜路与中华路交叉处之三角场修建一座陈英士纪念塔。1930年,陈其业主持的“湖社”募捐到10万元,在上海建立“英士纪念堂”。上海法租界收回后,萨坡赛路改名“英士街”。1932年,蒋介石拨巨款扩建陈其美墓,其规模仅次于南京的中山陵。1939年,浙江创办英士大学。国民党对陈其美的宣传调子越来越高。以致陈立夫毫不客气地称他的叔叔陈其美为“民国肇建之父”(AFoundingFatheroftheRepublic)这就等于把原本戴在孙中山头上的“国父”桂冠摘掉戴到了陈其美头上,这就荒唐得离谱了。
  自从“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党统确立后,在蒋记国民党史、民国史等谱系里,黄兴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被降为一般的“革命先进”(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里也称“先烈”)。国民党执政期间很少有纪念黄兴的活动,也很少建立纪念黄兴的设施。笔者目前所查到的,只有1934年在黄兴逝世18周年的时候,湖北省政府在黄鹤楼前建了个黄兴的铜像。对于蒋家王极力冷落黄兴的不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的见证人陈叔通在《杂忆二十首》中有感而发:“锦辉谋始共艰屯,自有同盟势益振。事与时移公论泯,空余岳麓草蓁蓁。”陈叔通在诗前有这么一段说明:“孙文兴中会、黄兴华兴会合并(组成)同盟会,光绪乙巳成立于日本东京锦辉馆。自此通力合作,光复会亦参加奔走,于是有辛亥革命。嗣改同盟会为国民党,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协理。至今谈辛亥革命乃若有专美(指国民党当局专美孙中山,而不提黄兴)者,何耶?”
  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家王朝成为历史,蒋介石炮制的“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正统史观被抛弃。但是十分遗憾的是,黄兴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因为共和国的成立而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很长时间里又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所谓右派的帽子。据一位资深历史学者透露,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部门组织编写辛亥革命史时,上面派人向学者们打招呼:“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等是国民党左派,黄兴等是右派。”(大意)我们试翻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金冲及、胡绳武、章开沅等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写的论黄兴的论文,无不异口同声指责黄兴“右倾”、“妥协动摇”,称黄兴是“右翼领袖”,而把孙中山称为一贯正确的“左翼领袖”。在那个以“左”为荣的时代,被定性为“右翼领袖”的黄兴,其地位自然也不会提得太高。这样,“左翼领袖”的孙中山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作为“右翼领袖”的黄兴仍然处于被冷落的地位。
  因此,正本清源,实事求是恢复黄兴应有的历史地位,尚有大量工作要做。
 
  作者张学继,1963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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