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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时间:2018-03-04 21:35 来源:原创 作者:薛学共 点击:
今年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诞辰1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在纪念这位伟大湖湘先贤的思想与事功之时,更应该进行一种价值的追寻,即向先贤们寻找精神的力量
  今年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诞辰1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在纪念这位伟大湖湘先贤的思想与事功之时,更应该进行一种价值的追寻,即向先贤们寻找精神的力量。文化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传统。我们说民族文化的传统是不死的民族灵魂,讲的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同样,不同的区域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指的就是湖湘文化的传统,或者说就是湖南人的精神。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与黄兴以及许多湖湘先贤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内在关系,湖湘文化精神始终与之相伴相随,起着有形而又无形、复杂而又微妙的作用与影响。湖湘文化精神在黄兴的思想与事功诸方面有着充分地体现,并一直成为他追求共和、献身革命人生理想的精神支柱。黄兴用他的一生不断诠释和充实了湖湘文化精神,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进行了全面地继承和提升,伟大的黄兴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后人,并历久弥新地成为当今时代中华儿女崇仰备至和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基于此,本文试对黄兴与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经世致用、重视实践的求实精神[1]
 
  湖湘文化基本精神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重实践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主张学古通今而致诸用,研究有用之学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从胡宏、张栻在宋代创立一时称盛的湖湘学派,就以尊奉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包容众家之长、砥砺道德节操的传统学风见称于世。这种传统学风,逐渐衍化成湖湘文化的基因,对其后湖湘文化的演变和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王船山的全部学说就是求实的学说,“尽废古今玄妙之说而返之实”,一生治学就强调一个“实”字。他关于“气”的观点、“道器说”以及他的知行观,明显带有唯物论和重实践的倾向,把过去理学家专重空洞的心性探求转向了外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即把性理哲学和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倡导并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发展。自此以后,王船山开创的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学风,成为湖湘文化的主旋律,影响了数代湖湘士人学子。道光之后,陶澍、贺长龄兄弟、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黄兴、蔡锷乃至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湖湘文化的承继者,都无不是受到王船山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经世致用之学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桥梁,实际上经世致用之学则是发端于湖湘,而影响到全国的。
  经世致用之学强调的学术观和人生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务实学、重实践、求实干。所谓务实学,就是不尚空谈,一心一意去做有用的学问,重视国计民生的实际,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追求治国平天下。因此它的最大导向作用,就是使湖湘学子产生了浓郁的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如王船山之抗清保明的壮举,陶澍之行改革,魏源之著《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左宗棠等夙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实学之风,在特殊的时代就与爱国主义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湖湘士人常以生于“屈贾伤心地”而自豪、自勉,他们大都是为民生而忧、为国难而斗,从而走向社会的。所谓重实践,就是注重“知”与“行”相结合,认为实践出真知,要求崇实笃实,提倡力行,躬行实践。如胡宏提倡“行之行之又行之”,张栻认为“致知力行,互相发也”,他说,“要识路途,亲去路口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路而曰:吾识之矣,则无是理也。”[2]王船山则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系统思想,从曾国藩到湘军诸将领都以“勇于行事”、“顽强力行”而闻名,所谓求实干,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湖湘经世致用的学风对黄兴的影响甚大,1893-1898年,黄兴先后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和岳校经书院,两所学堂都以通经致用而著称,在求学期间,黄兴就自觉地将学业与救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开始接受西学,倡言维新,积极参与当时湘省的爱国救亡运动。1898年,黄兴被推荐转到武昌的两湖书院就读。“中体西用”为主旨的近代学制教育,除传统经学外,地理、经济、数学、天文开始让他放眼世界,学兼中西,遂对西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据载他读书异常刻苦,品学兼优,他一直是“被誉为沉默寡言和端敏慎重的学生”。[3]此间,戊戌政变的发生、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对黄兴震动甚大,谭嗣同、唐才常两位湘籍英烈坐言起行、实干救国、敢于牺牲的精神给黄兴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经世致用的思想也促使他萌生了军事救国的决心。1902年,黄兴被派往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求学期间认真学习近代军事科学技术,提倡鼓吹“军国民主义”,这就为他其后从事武装革命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初基。
  “无我、笃实”是黄兴一生的座右铭。黄兴的“无我”精神是举世公认的,他大公无私,顾全大局,自同盟会成立开始,就一直甘居副手的地位,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埋头苦干,不计名利,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他有句名言,“名不必自我出,功不必自我成”,从不居功自傲,且功成而不居。“笃实”精神在黄兴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被人们誉为伟大的革命实行家。黄兴的名字与辛亥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作为同盟会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代历史孙、黄齐名,陈其美评价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章太炎的评价是“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毛泽东也非常推崇黄兴的实干精神,他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
 
二、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指的是湖南人的一种勇于担当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一种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概和独立根性,一种求新求变、大胆革新除旧强烈的首创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湖南人最领会此话的深刻含义。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之言,是这种精神的最好写照。左宗棠在出山之前就曾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相标榜,提出了“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豪言。陈天华之发表《猛回头》、《警世钟》,催人泪下,激人奋起,最后他为唤醒国人,还不惜投海牺牲自己,充分表现了湖南人敢于牺牲的精神和执著的爱国情感。
  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相联系的是湖湘文化中的“独立根性”精神。杨毓麟在《新湖南》一文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他举了周敦颐“匠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自成一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船山“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魏源、郭嵩焘首倡洋务,“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独立之根性使然也”。[4]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主要表现出了湖湘士人的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天然正气,这种精神在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湖湘文化的代表者身上均有所表现。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有独立心,是谓豪杰。”[5]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曾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赞扬湖南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对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话作了充分肯定。
  与独立根性相联系的是湖南人特有的一种求新求变、大胆革新除旧强烈的首创精神。胡宏发挥《周易》的理论,首先提出“日新不息”的思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又进一步倡导了“造化日新”的理论,从此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日新”思想就激励着数代湖南人创榛辟莽、自强不息,使他们能在近代中国变幻剧烈的政治风云之中,顺时而动,遇机而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魏源首先以创新精神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成为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则进一步把魏源的思想付诸实践,倡导了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在洋务派中独具一格的郭嵩焘则是一位较早坚定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开拓了近代思想的先河,是他第一个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谭嗣同可谓是“敢为天下先”和“极具新思想”的典型,他所著《仁学》的宗旨,就在于“冲决网罗”。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辛亥革命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
  黄兴最大的精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他从小受湖湘文化熏陶,立志救国。黄兴原名黄轸,号杞园,他在日本期间改名为黄兴,号克强。他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他在两湖书院求学时所作的《咏鹰诗》曰:“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6]雄鹰展翅,一飞冲天,壮怀激烈之情溢于言表。他立志许国,抱着必死的信念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其成名之后也仍然不改其志,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不知死为何物。他自1902年留学日本后,就开始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与杨度等创办《游学译编》,鼓吹发展实业,推行近代文明。1903年拒俄事件后,便公开宣传反满,主张“下等社会”与“中等社会”相结合,实行民族民主革命。1904年,黄兴在长沙倡立华兴会。“华兴”者,即中华振兴之意也。其宗旨非常明确,就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华兴会在国内是革命党人成立最早反清组织,且人数最多,在同盟会中的影响亦最大。华兴会的成立,“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使长沙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策源地,其后两湖革命运动的勃起,武昌首义、湖南首应都与黄兴和华兴会具有割不断的联系。
  黄兴致力于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思想与实践,也充分反映了他求新求变、革新除旧的首创精神。黄兴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在民国初立之时,他就明确提出:“非痛加改革,创建共和,俾全国人民共负责任,无以立于世界竞争之场。”[7]他极力主张“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平民之政治”[8]。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苏民困,厚国力”,就必须兴办实业,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要重视修建铁路。他提出振兴教育,是为立国之本。他说:“国家之富强在于民智,民智之增进,在于教育。”“今日国与国争,有教育则为文明国,无教育则为野蛮国,野蛮必被征服于文明,固世界竞争之公例也。”[9]他认为中国“数千年相传之不良风俗习惯,积重难返”,必须痛加改革,建立民国新风尚。他说,吃鸦片、裹小脚、不明公德、不讲卫生等恶习,如不加以革除,就会阻碍社会进步。[10]他还提倡必须培养国民尚武精神,主张学生须有两年学军的经历,以收全民皆兵的实效。由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重器,黄兴欲图改革的热忱与理想,都未曾如愿实现,正值壮年之际即含愤而撒手人寰。黄兴在辛亥革命前后为民主共和奔走呼号,为民族复兴竭尽心力,他许多变革的思想与观念,在当时都曾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
  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是黄兴精神突出表现的又一个方面。黄兴是屡败屡战的英雄,自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之后,虽然武装反清已逐渐成为革命党人的共识,但真正付诸实施的人却是少之又少,正如黄兴所说:“所苦者无人肯首先发难。”[11]黄兴继孙中山之后挺身而出,除组织策划长沙起义外,至少还为同盟会组织领导过十次起义,从起义结局来讲,虽没有一次取得成功,可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大无畏气概正是黄兴身上最为感人的地方,只有真的英雄才能够不怕失败,才最具有必胜信心。他的身上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打落牙齿和血吞”的霸蛮之气,他继承了曾国藩、胡林翼“扎硬寨”、“打死战”的湘军传统,凭着一股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才会在国难当头之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屡挫屡奋、愈挫愈勇。对此,黄兴本人于1912年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甚有感慨地写下联语:“百折不回,十七次铁血精神,始有去年今日;一笔钩尽,四千年帝王历史,才成民主共和。”[12]
 
三、刚劲强悍、卓励敢死的尚武精神
 
  与湖南人进取执著的根性相联系的就是湖南人刚劲强悍、卓励敢死的尚武精神,这种尚武精神也就更加强化了湖南人的倔强性格和心理素质,使湖南人更显得刚毅不屈和生气勃勃。湖南民风强悍,在史书上随处可见,《史记》说湖南“民风骠悍”,《隋书》谓其“劲悍决烈”。各地的县志、史书文献中形容湖南人性格之词也多是:“颈直任气”、“人性悍直”、“其俗好勇”、“好武少文”、“刚劲勇悍”、“好勇尚俭”等等。近代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芬十九世纪下半叶数次考察中国,曾对中国十数省的不同民族、不同居民的性格特点进行了论述,其中对湖南人的说法就是,“军事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没有“湖南的那种刚健”,又说“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精神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13]左宗棠对湖南人的评价是:“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僿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14]钱基博在他的《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说,湖南“民性多流于倔强”,“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气节”。[15]林语堂也说:湖南人“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天下,盖为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16]杨度所作《湖南少年歌》更是把湖南人的尚武精神和刚劲勇悍的性格特征刻画的细致入微。[17]
  湖南自古有好武之风,时至近代,这种士风民气则得到了更大的发扬。近代湖南士子大都喜尚武任侠,如罗泽南虽是以理学大师著称,却“傥好驰马试剑”,其弟子李续宾也喜“习骑射,挽三石弓”。[18]谭嗣同也特别喜欢“任侠好事”,“娴技击,长弄弧矢”,且夙有从军志向,曾作诗以铭记他的“少有驰驱志”:“便欲从军弃文事,请缨转战肠堪拖。誓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抱无蹉跎。生平渴慕矍铄翁,马革一语心渐磨。”[19]湘军的成功带动了湘运之兴,湖南尚武之风为之一振,人人以从军习武为荣,“父兄子弟争荷戈”,“乡间共道从军乐”。从此湖南人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有“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流传。杨度曾言:“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湘人之足迹。盖至此时,而湖南人亦几乎除农业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20] 从近代湖南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情况来看,大都是军事和政治人才,且政治人才又都与军事有极大的关系。鸦片战争前后的陶澍、魏源、贺长龄兄弟,都与军事关系甚为密切。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之兴起,使湖南人才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湘军督抚遍天下,位至总兵、道员之列的就更是不计其数。戊戌时期的谭嗣同虽未在军事上有大建树,但尚武精神在他身上表现却是最为突出。唐才常、秦力山、林圭、沈荩、蔡钟浩等组织了自立军起义,体现了湖南人十足的勇武奋斗、不惜牺牲的精神。
  黄兴少年之时就喜习武,刘揆一说,黄兴“少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只手能举百钧”。他也曾以诗铭志:“朝作乎,暮作乎,投笔方为大丈夫!”[21] 青年黄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之下,开始寻求救国之路。他在两湖书院期间,对当时诸生所不喜的兵操,就“尤为精勤……临操如临敌阵,短装布鞋,抖擞精神,听命唯谨,动作无不知度,不稍苟。”[22]戊戌、庚子之后,他开始深刻地感到救国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方式,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以实现军事救国的愿望。周震鳞曾回忆说:“克强先生看到戊戌、庚子的两次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而且深深地感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23]1902年春黄兴被选派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但他却对日本的军事训练特别关注,常去观看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要求日本军官给他以军事战略方面的指导,他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一家武术会馆,演习枪操骑射,由于他出色的射击技能还曾获得奖牌累累。[24]黄兴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军事素养,就为他日后从事武装斗争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3年初,黄兴参与拒俄运动,在东京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其后被清政府所阻,遂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联络爱国青年,密谋革命。这是黄兴最初萌发出以武装斗争为民主革命主要手段的思想,其后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在湖南兴起,黄兴、蔡锷、杨度、陈天华等积极撰文或举办刊物,鼓吹军国民教育,使湖南人的尚武精神再次在全国凸显出来。
  1904年,黄兴早在华兴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他所阐述的起义方略是:一、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二、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必须依靠军队、学生和秘密会党;三、争取雄居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使军界学界、反清会党联合一体,互为声援,取湘省为根据地,同时对本省及外省、各省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使其随后响应。[25]他仿照日本军制编组革命军旅,自任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帅。同时派人到上海购买弹药,赴四川联系秘密会党,赴武汉运动新军,赴江西游说防营参加革命。据邹鲁所说,黄兴准备湖南起义的计划比自立军起义时的设想更具有雄心壮志,其时就有十万秘密会党加入了同仇会。[26]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其精心的武装斗争准备就为后来同盟会组织的萍浏醴起义、武昌起义以及湖南首应都准备了充分条件。
  同盟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军事斗争,其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运动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擅长军事的黄兴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是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从一开始,他就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上。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常说的“十次革命”,其中八次是在同盟会建立之后发生的,这其中大多数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黄兴指挥的,黄兴在每次战役中,都无不表现了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精神。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怒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27]在指挥黄花岗起义中表现了敢于流血牺牲和大无畏英勇气概的黄兴,其英名也从此蜚声党内外。黄兴作为同盟会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组织发动、取得胜利以及失败再战的整个过程,他的名字与辛亥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黄兴武装起义的实践与思想,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艰辛奋斗的集中反映,也是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
  无我笃实是黄兴的高尚人品,责任担当是他的英雄本色,尚武任侠是他的豪迈气概。一代伟人,离开我们虽已近百年,但他的精神将永垂后世。
 
注释:
[1]什么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许多学者都曾做过较为深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尽相同的答案。如彭大成将其概括成五个方面,即:“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丁平一的概括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重践履重实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卓励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气”,“流布湖湘的程朱理学”;王继平则认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田中阳的提法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郭汉民的概括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等等。论述观点还有很多,这是颇有代表性的五种。这些观点应该说都有其成立的依据,笔者同意他们其中的有些观点,但又不敢完全苟同,我认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经世致用、重视实践的求实精神,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刚劲强悍、卓励敢死的尚武精神。在本文中笔者亦籍以此观点论述黄兴与湖湘文化基本精神之联系。
[2]  张栻:《答吴晦叔》,《南轩集》第29卷。
[3] 薛君度:《黄兴与张国革命》,第5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4] 杨毓麟:《新湖南》,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卷下册,第617~618页。
[5]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页。
[6]《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7] 《黄兴集》,第25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8]《黄兴集》,第31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9]《黄兴集》,第26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黄兴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黄兴集》,第28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 刘泱泱等:《黄兴集外集》,第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 转引于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00页。
[14]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第664页。
[15]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第1页。
[16]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页。
[17] 《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18] 钱基博  李肖耽:《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8~19页。
[19]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66页。
[20] 《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21] 转引于《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6页。
[22] 张知本:《黄克强先生二三事》,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忆黄兴》第183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
[23]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24]刘揆一:《黄兴传记》1952年台北出版。
[25]刘揆一:《黄兴传记》1952年台北出版。
[2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第39页,1945年上海出版。
[27]《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0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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