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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谭延闿的关系述论

时间:2018-03-04 23:04 来源:原创 作者:刘建强 点击:
黄兴与谭延闿都是湖南人,两人于1903年相识,历经明德教育、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与反袁护国等政治风云,直到1916年黄兴逝世。虽一个是同盟会领导人、革命巨子,一个是清末翰林、
  黄兴与谭延闿都是湖南人,两人于1903年相识,历经明德教育、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与反袁护国等政治风云,直到1916年黄兴逝世。虽一个是同盟会领导人、革命巨子,一个是清末翰林、立宪派要人,政见不尽一致,但也从未有过争执、对立,两人惺惺相惜,交谊甚笃。谭延闿尝言,黄兴是他除孙中山外,最为佩服的人之一。
 
  一、黄兴与谭延闿初交于长沙明德学堂,虽一人热心革命,一人热心教育,但黄兴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能成功脱险,得益于作为校董的谭延闿的帮助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1903年,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和龙璋创办了长沙最早的近代中学——明德学堂。是年夏天, 胡元倓等人为扩大影响,特请刚中举人、从北京会试回家乡的谭延闿到明德学堂参观,并请他共董校事。谭延闿被胡元倓办学的初衷打动,特别是看到明德学堂的教师都是素孚众望、德才兼优的学者,学校的管理有条不紊,于是欣然应允担任明德的校董,并以母亲李太夫人的名义,慷慨捐献黄金千两作为学校经费,承诺每年承担英文教员薪金1000元——这两笔款项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明德学堂的开办经费也仅有2000元。
  1903年秋,刚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志士黄兴、张继应胡元倓之邀来到明德学堂任教。黄兴到校不久,即邀约湖北革命志士吴禄桢、李书诚等来明德聚会,共商大计。明德学堂成为两湖革命志士一个新的联络点。1903年冬,黄兴以兴办实业作掩护,在长沙南门外开设了一个华兴公司,表面订立章程,招集股本。凡属重要同志,都给以股东名义,以便参与起义机密。黄兴等在课堂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在明德学堂印发《革命军》、《新湖南》、《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散发省城各校。明德学生受到教育,倾心革命者越来越多,每天课余开演讲会、讨论会、写文作诗,抒发爱国感情。1919年8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本会总记》中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学生运动,特别赞扬了明德学堂;“光绪末年的明德学堂,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的声誉雀起,引起湖南守旧的士绅和官吏的歧视;尤其黄兴志在革命,与部分师生以明德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明德更为各方所瞩目。所以在开办明德的同年9月,谭延闿与胡元倓商议后,又在明德董事龙璋的西园住宅另外开办了一个经正学堂,以防万一明德因事被封,还有经正可以继续开学。同年11月4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20余人,在明德学堂附近的保甲局巷彭渊洵家中集会,商议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随即在明德师生中发展成员,虽是秘密进行,但参加者甚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经正学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作为校董的谭延闿,对革命的态度是同情而不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对谭延闿也还处于保密状态。革命党人周震鳞回忆说:“我们看到他(指谭延闿——引者注)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创办其他私立学堂的立案、请款和拨给校舍等事情,请他出面和官府及绅士们打交道,以便减少阻力,顺利地解决问题。这两年里,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国内外革命同志来到湖南参观的,莫不惊异赞赏;而且借参观的机会,进行革命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当时的谭延闿,不过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而已,关于这些革命活动,我们对他是严守保密的。” 
  谭延闿与黄兴的认识是在一次龙绂瑞家的宴会上,他见黄兴“魁梧奇伟,沉着厚重,两目奕奕有神,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内心钦敬。” 他有心亲近,怕又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因此,初交之时,彼此只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同事关系,对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他也早有觉察,但以局外观之。1904年秋, 黄兴准备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在会场埋设炸弹,刺杀湖南地方官吏。他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请日本教师永江正直、掘井觉太郎协助试制炸弹,准备起义。但消息外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密令军警逮捕黄兴。黄兴及一批革命志士得谭延闿、胡元倓、龙绂瑞等帮助而脱逃。其时,黄兴躲在龙绂瑞家,龙宅门外虽有府、县衙门的捕差巡回侦探,但因当时的绅权势大,没有确实证据,不敢入内搜捕,黄兴得在龙宅安居了三天。后在革命党人曹亚伯等的掩护下,安全离开长沙。据谭延闿自题黄兴手札后记云:“甲辰,克强先生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会也。事觉,乃匿萸溪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辍。每饭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稍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侨装东去。” 又据记载,黄兴在想法走避时,谭延闿不仅在座,而且还与大家一起“劝谓毋躁,以图善后” 。不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谭延闿是知情者是毫无疑义的。正是谭延闿等人的默认、掩护,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黄兴等人的事业。谭延闿能在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继任都督,并取得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胡子靖先生家传》中说,胡“先生于死友中,最不忘者二人,一曰黄克强,一曰谭祖安。” 这句话说明了黄兴是热心革命的,谭延闿是热心教育的,同在湖南人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二、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与谭延闿互为支持,特别是黄兴的“拥谭固湘”、“保全大局”的指示,对巩固湖南谭延闿政权发生了重大影响
  湖南起义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被选为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
  至于谭延闿,为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在1907年夏,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宪政公会”。他与杨度、刘人熙等30多人在长沙联名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恳请清廷速开民选议院,召开国会。1909年,刚满30岁的谭延闿以高票当选为湖南咨议局议员、议长。此后,湖南谘议局在谭延闿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既发动了与督抚的抗争,又组织了有关全国性重大问题向清廷的请愿,诸如保路运动、争取地方分权和监督地方行政权利等,湖南的立宪派成为清末全国立宪运动中激进派的重要代表。
  长沙光复后,谭延闿被选为湖南参议院院长。1911年10月31日,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遇害,长沙的局面既紧张又混乱。湖南政治的中心力量虽在同盟会方面,但同盟会却拿不出一套办法,也无人出面主持。在这种情况下,绅士们倡言非谭延闿不能收拾残局。一些军界、学界人士也随声附和拥戴谭延闿,纷纷到谭宅劝驾。当天下午,谭被一批士兵从家里拉出来强行拥戴为都督。
  谭延闿初任都督,既担心局势不稳定,又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太大,终日胆战心惊。为了得到湖北方面的承认,1911年11月1日,他致电湖北军政府,告以“湖南都督另举谭延闿,援军即发”的消息。黄兴、宋教仁、孙武等人听后都不以为然,黄兴说:“焦达峰是革命党的老同志,热心救国,何得改换他人!”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焦、陈已被杀害,只是觉得在此战争紧张之际,湖南不宜更换都督。但是黎元洪等则认为:“目前汉口清兵进攻,急盼湘援,湘人另举都督,而武昌军政府反对,两省将为此事发生争执,援军如果不来,湖北感觉势孤,诸多不利”。黄兴、宋教仁等人因被援军问题所困,遂同意按照黎元洪“我们但贺新都督,不过问旧都督,催问援军何日出发”的建议回电谭延闿。谭复电说,已“令王隆中率湖南一协先至,余并集中待发”。 
  恰在此时,鄂军协统宋锡全被湘军捕获,谭延闿于是一并电告黄兴说:“焦、陈被杀,实深痛惜。群龙无首,被迫承乏。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逃将宋锡全经湘军捕获正法。并闻” 。黄兴接电后,当即复电嘱咐谭延闿善维湘局,续派大军到武汉增援,其他可随时电商。
  焦、陈被杀后,谭延闿之所以成为都督人选,有诸方面的因素所致。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的力量。革命派方面,以焦达峰为首的同盟会湖南分会,以外围组织共进会为基础,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在组织武昌起义中,军事上拥有一定的势力。但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而立宪派的活动却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且受到了地方绅商各界实力的支持,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政治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而,作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曾积极参加立宪派请愿活动的开明绅士谭延闿,在两个年轻的革命领袖被杀后,凭借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出任都督,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事实上,革命党当时也没有人堪与谭延闿相抗衡,迫于形势,惟有支持他才能稳定局面。谭延闿是因势乘便继任都督的,武昌方面听到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后,也感到是件好事。汤化龙致电谭延闿说:“闻公出,欣喜无量,盖知湘事从此得整理也”。湖南在他的主持下,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了,成为当时全国支援武昌革命政权的一个有力省份,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谭延闿掌握政权后推行了一条坚持反清、拥护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他督湘后,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派兵增援湖北的革命军。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陈便以援鄂为主要任务。谭延闿上任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湖北战事却日益吃紧,黎元洪不断来电请援,谭延闿决定在军事、财政和物质等方面大力援鄂。在黄兴寡不敌众,汉阳前线苦战失利,清军步步进逼的危急时刻,谭延闿敦促因事逗留在途中的第一批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火速开进,于11月2日到达武昌;后又派出湘军第二师第三协甘兴典部四个营星夜驰援,这两批湘军成为黄兴防守汉阳的主力。紧接着,谭又派出第三、四批湘军赶赴武汉前线,“以新募之兵留守省垣”,精锐之旅悉数北上,“以便早歼清兵,戡定大局”。此外,谭还令军务部挑选精锐新军,编成敢死队一营,直赴武汉前线。敢死队员以一当十,击毙清军达三千人,自身也死伤惨重,仅六人没受伤。这六人回湘后,又组成敢死队,以徐鸿斌为队长,再次赴鄂作战,后徐在前线英勇捐躯。谭延闿还调送大批物质及粮款支援湖北战事,共计子弹数十万发,机关枪一批,大米13000石,面粉500袋,油380篓,汇款50万元。
  当时湖北方面重兵压境,苦苦支撑,湘军来援如同一剂强心针,大大安定了武汉人心,使民军精神为之一振,黄兴更是“喜形于色,以为恢复汉口,击灭汉奸,可以犁庭扫穴,立功竟志”。事实上,“阳夏之战,将近月余,民军中之援鄂者以湘军最得力,九月初旬,非湘军冒死力御,汉阳即已不守” 。汉阳之战对促进各省革命党人响应,保全民国,起了重大作用。而三湘志士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对稳定武汉战局,巩固首义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 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也说:“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 
  在湘军援鄂中,谭延闿派遣革命军夺取荆襄,是少被人提及的开国之初非常重要的一战。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延闿敏锐地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派统领王正雅于11月26日进抵沙市附近的草市,清军大举来迎,双方遂在草市展开激战。革命军消灭了清军的一名带队官和数十名清军,伤其100多人,夺获枪械数十件,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胜仗。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12月3日,王正雅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之合攻荆州,到14日,荆州攻陷,都统自戕,襄阳道全家自尽,其余清兵由佐领率领向湘军统领王正雅乞降。这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以来极其重大辉煌的一次胜利,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
  荆襄之役,谭延闿一手谋划,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为全盘战略问题,1911年11月29日,他又致电湖北军政府,并电约其它各省增援武汉。电文谓:“鄂湘一家,安危同系,现在桂军已于初七日(指农历。阳历为11月27日—引者注)在永州出发,兼程赴敌。敝处已商请广州胡都督、福州孙都督,整顿海军,联合吴淞军舰,直攻天津,以击敌兵之尾,并请孙都督拣派精兵,由海道来援;又电请贵州杨都督,出兵铜仁,与我军会合,取荆襄,出沙洋,以击敌兵之腰;更请桂林沈、王都督,南宁陆都督,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畛域,贻误中华大局。”  鄂军都督黎元洪收到谭延闿的电报后,即回电表示:“硕书极佩,仍望电催各军,火速分途进行。”谭延闿文人治兵,居然能纵横裨阖,决胜千里,俨然一沙场老将。
  总而言之,谭延闿在继任湖南都督后,坐镇长沙,出兵支援阳夏之战,取荆襄,电请各省援鄂,还要给黎元洪鼓劲、打气,他对首义之区的援助是全力以赴的,连对其有敌意的王隆中也说:“谭都督对湖北,如同湖南事情一样,不分彼此。”
  辛亥革命中,湘鄂抵背相依,生死与共,谭延闿督湘,使湖南成为首义之区最坚强的后盾和独立各省的中流砥柱。《民国报》曾高度赞扬湖南对缔造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谓武昌首义后,湘省“誓师东讨,转战汉上,流血成殷,满清创巨,各省从风”。由于谭延闿政权积极推行援鄂的措施,致使与焦、陈情同手足的革命元勋黄兴亲笔致函湖南革命党人周震鳞和谭人风,嘱其支持谭延闿任都督。他指出: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并指定周震鳞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支持他的工作。于是事变后的第三天,周震鳞就在长沙金盆岭广场召开了新旧两军大会。周在演说中表示,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并要求新旧两军团结奋斗。从此,湖南的人心日趋安定。那些一度因焦、陈被害,呼唤要“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的会党,见谭延闿继续推行焦、陈时的大政方策,也再也不唤骂了。民众出自对革命军队的深情与武昌战事的关切,表示了对谭延闿新政权的大力支持,每天到都督府送牛羊酒食者络绎不绝,军粮一下就约集了300余万石,并且一反前清时代隐匿户口不报以躲捐税的现象,还未下清查公款公户的命令,各处就纷纷呈献簿据,自请提取。
  汉阳失守后,黄兴离鄂东下,筹划进攻南京军事。谭延闿随即派人携10万银元送交黄兴,作为军费。而黄兴投桃报李,积极支持谭延闿的裁军。
  湖南新军在光复湖南全省,稳定各地政局,尤其是武装援鄂,促成全国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整肃军队纪律、防止军队干政,谭延闿在湖南光复后,计划厉行裁军,但他又担心湖南革命党人反对,因此他迫切需要取得革命党人中的巨子黄兴对他裁军计划的支持。为此,他与时任湖南军第二十旅(独立旅)旅长、原为黄兴部下的程潜商量道:“湖南经费支绌,养不起许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两人最后商定,派机要秘书吕苾筹赴沪谒见黄兴,请求黄兴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 黄兴听了谭的计划后,考虑到湖南毕竟是革命党人的一个军事基地,因而不很同意把湖南军全部裁除,但谭延闿对黄兴坚持说:“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新军,较为妥善。” 最后,黄兴同意了谭延闿的意见,并把驻南京的赵恒惕广西军派到湖南,接受谭延闿的调遣。
 
  三、反袁护国时期,两人互相倚重,谭延闿在黄兴的督促下,宣布湖南独立;黄兴支持谭延闿实现第二次督湘
  1912年3月19日,黄兴、谭延闿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大同会,“藉岁时之团聚,谋意识之感通。”“共荷民国之仔肩,众擎易举;永奠共和于磐石,转弱为强。” 1912年11月,黄兴由沪返湘视察,谭延闿发动长沙军民进行隆重欢迎。除派胡元倓、仇鳌、林支宇、鲁涤平等百余人先到岳阳欢迎外,还亲自率同各界人员到长沙大西门码头迎接,将黄兴乘舰要靠岸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上岸后必经之道的跛子街改为“黄兴街”。长沙的欢迎牌坊贴着“功盖天下,誉满寰中”的对联,参加欢迎行列的军警高唱歌曲:“洞庭浩浩,衡岳峨峨。天生豪杰,为国奔波。革命排满,气壮山河。十年在外,奋斗执戈。建立民国,首创共和。功成身退,四海讴歌”。长沙学生则高歌:“凉秋时节黄又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衡岳生荣光。”黄兴对湖南各界的欢迎甚为感动,特在《长沙日报》上发布“启事”,表示“十载奔驰,今甫归里。辱承政军警学商各界同胞暨亲友,枉驾至城外欢迎,极为感愧。” 
  黄兴在长沙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长沙各界都报请召开特别欢迎会,为此,谭延闿专门成立了欢迎会事务所,对各界欢迎工作进行协调,规定11月“初三日国民党湘支部,初四日军警界,初五日政界,初六日共和党湘支部,初七日普通全体大会,初八日男学界,初九日女学界,初十日农工商界,十一日报界” 召开欢迎大会。每次欢迎会,谭延闿都随侍黄兴左右,形影不离,每次都要恭请黄兴演讲训话。11月11日,当黄兴在报界欢迎大会上,盛赞报界对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并提出报界有“指导舆论”、“监督政府”两大“天职”时,谭延闿在欢迎讲话中呼应说:“今日报界欢迎黄先生,延闿承招,甚为感幸。延闿学浅,知识有限,不足以供大众之听闻,但不能不有所陈以表欣幸者。报馆天职在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甚愿大家有以副黄先生无穷之希望,以期臻于完善。” 谭延闿陪同黄兴参观了明德学堂。在明德学堂师生的欢迎大会上,黄兴动情地说:“兄弟八年前担任明德学校教员。当时胡子靖先生、谭组安先生等主校事。开办之始,规模甚小,风潮甚恶。以今日之情形较之,相隔不啻天壤!”今后,明德“在民国有自由活泼之精神,又得诸讲师之教育及谭都督之辅助,将来之发达,当较早稻田而过之。” 
  黄兴认为,辛亥革命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民族、民权两大主义都已达到目的,只有民生主义尚须奋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工业,以求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他对湖南办实业十分关注。而谭延闿政权本就实行了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于是,在黄兴回湘期间,谭延闿支持黄兴发起成立了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汽船有限公司,与黄兴共同发起成立了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工矿实业公司——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在《发起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招股广告》中倡议道:“吾人平生所持之主义维何?一曰民族,二曰民权,三曰民生。今汉族兴,共和建,前两主义之目的已达。兹所急急起而代谋者,非所谓民生乎?” “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日发起无数公司” ,以抵御外来资本及商品的渗透和倾销。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后,黄兴当夜就对兼任湖南国民党支部长的谭延闿发电报,他在电文中告示:“长沙谭都督、国民党支部鉴:本夜十一时,遯初兄由沪赴京上火车时被刺客枪击腰部,伤甚重,刺客逸。特闻。”22日,又电告:“钝初兄痛于今晨四时四十分绝命,请转电其家属,遗命切勿告知老母。”可见,黄兴对谭延闿已极为信任。
  对“宋案“的态度,谭延闿和黄兴起初的态度一致,认为应法律解决。“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大部分国人对“二次革命”并不理解也不支持。因为,一则袁世凯的独裁面目还没有大白于天下;二则经过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动荡,国民有一种求安定的普遍心理。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黄兴也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周震鳞回忆说:“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人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谭延闿“以为法律与政治体制,足可制袁世凯之野心有余”,而“不再恃兵力,以为抵制”,寄希望于法律解决。但在7月7日,黄兴又指派谭人凤由沪返湘传达指示:“赣、苏、皖、闽、粤各省决计在七月间起义讨袁,湖南万不容坐视,要立即响应。” 7月15日,黄兴入南京,自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迫都督程德全独立,派第一、第八两师北上,苏、闽、皖、粤各省及川东同时响应。见黄兴态度变化,加之湖南革命党人的压力,7月25日,谭延闿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军大旗,正式宣告独立。随即兼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进驻岳州。“二次革命”中,湖南的军事部署壮大了南方革命党人讨袁的声势。但自7月中、下旬起,各地的讨袁军在与北军的交战中相继败退,黄兴在一筹莫展之际离宁赴日,南京处于三军无主的境况。福建、广东、安徽诸省的战局也逆转直下。8月13日,谭延闿通告取消独立。谭延闿虽然取消独立,但并没有和袁世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当时,黄兴的继母和夫人尚在长沙,谭延闿担心她们受到迫害,派人把她们送到了上海。
  1913年10月8日,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伍祥桢二人为湖南查办使,电令谭延闿入京“待罪”。24日,谭延闿正式解去都督之职。第二年2月起,寓居青沪,怡乐诗书,直至袁世凯称帝失败,汤芗铭逃离湖南。
  汤芗铭被赶走后,湖南继续成为各派军阀政客争夺的地盘。原驻长沙的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捷足先登,入督署“维持秩序”,并于7月5日,经省议会、参议会推举,暂行代理都督。7月6日,程潜率湖南护国军进入长沙。同一天,以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和巡按使改名为督军和省长,并任命前四川将军陈宧担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一职,陈未到任前,着陆荣廷暂代。陈宧是湖北安陆人,也是袁世凯的走狗,这一任命立即遭到湖南军民的激烈反对。黄兴、谭延闿对湖南政局尤为关注,并于7月10日,接连4次致电军政要人:
  其一,致曾继梧的专电。谭延闿与黄兴就如何稳定湖南局势指示机宜,并就陈宧督湘之事发表意见说:“中央任命陈宧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助(阻)止,闻北兵在湘尚多,陈来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助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为要。” 
  其二,复曾继梧、刘人熙等电。谭延闿与黄兴要求为维护湖南政局,军政要人要精诚团结,共维桑梓秩序。电文说:“凤公代督,军民晏然。诸公维持,以福桑梓,甚为感佩。……善后万端,尚劳臂(擘)画。闿、兴未能即归资助,实歉于怀,还希鉴谅。” 
  其三,致程潜的专电。因考虑到程潜所部护国军在反袁驱汤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谭延闿与黄兴专电程潜,希望他借桂军之力,而拒北军。电文云:“中央任命陈宧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阻止,闻铸新未去,北兵在常、岳两处者尚多,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此次兄率劲旅,越山逾险,为桑梓肃清余孽,贤劳何如!” 
  其四,致陆荣廷电。因闻北京政府拟在新任湘督未到之前,由陆荣廷暂任湖南督军,故电文中云:“欣闻督湘,军民共庆。我公再造民国,功业彪炳。愿宏伟略,福我湘人,不胜欢忭。” 他们对桂系寄予了希望。
  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龙璋为民政长。刘人熙是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藩台,与陆荣廷很有交情,程潜想通过他取得桂系的援助。而陆荣廷也从广西的安全考虑,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宧督湘。于是,谭延闿与黄兴又在7月14日致电刘人熙、龙璋说:“二公众望所归,此次应人民之请,分治湘事,维持秩序,深为庆幸。” 因省城长沙秩序极不稳定,加之传闻湖北旅湘商民因湖北为北军驻军之地受株连,同一天,谭延闿、黄兴又致电曾继梧、程潜注意从中调解,免起争端,指出:“省垣秩序,赖公等维持,安堵如恒,实深佩慰。惟报载旅湘鄂籍商民多被株连,惊惶异常,想系谣传。请加意调和,免启恶感。” 
  北军再度入湘问题,不仅引起湖南军民和滇桂军阀的一致反对,国民党军人派和进步党也都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其中,国民党军人派则希望以由美返国的黄兴继任湖南督军。但黄兴患有严重肝病,无意于此,他荐谭延闿自代,并笑着对众人说:“吾辈革命,非为做官。此乃谭组安事。今后当与孙先生致力于国家建设。”谭是进步党多年来志同道合的老搭挡,两派意见很快取得一致。这时,陈宧看见湖南的风势不对,表示不就新职,而段也知道北军再度入湘会引起战争,他的军事准备还没有完成,因此7月16日他又将计就计地派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作为缓和湖南军民和各方面的一个临时措施。7月23日,刘人熙取消独立,召开省议会临时会,追认湖南省政府组织大纲,欲实行军民分治,并电请北京政府任命龙璋为代理省长。谭延闿为湘政稳定,决定回湘视事,即与黄兴联名于7月21日致电程潜、曾继梧、赵恒惕等人,云:“大局甫定,宜防内讧,维持现状,端赖贤者。诸公—致进行,湘事自可就理。闿等不久即归,用亲雅教。” 25日,北京政府又任命刘人熙兼代湖南省长。8月4日,改令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8月20日,谭延闿从汉口到长沙,22日正式就职,从而结束了近3年之久的辗转流离的下野生活,再度执掌湘政。
  黄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在旅美华侨中宣传反袁,并为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他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积劳成疾,于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年仅42岁。此时正值谭延闿重掌湘政伊始,他从私谊出发,有痛失友朋之感;从政治利益出发,甚感日后湖南和他本人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和庇护人。11月5日,谭延闿向政府电请优恤黄兴,电称:“克强逝世,国隳栋梁,噩耗传来,泪随声下。当即派员赴沪奠唁,并于冬日专衔电陈中央,代请特别从优议恤。” 以黎元洪为首的北京政府,对黄兴逝世及稍后蔡锷的逝世,十分重视,除派专人到当地协助料理后事外,并经国会议决,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
  自黄兴灵枢护送回湖南后,谭延闿即着手筹划营葬事宜。碰巧的是,谭延闿生母李太君也在这年11月病逝上海。1917年1月初,谭延闿在母丧之事处理完毕之后,亲自过问有关黄兴的丧事。湖南省政府拨付16万元为营葬经费和铸铜像建设公园,并成立国葬筹备处,下设黄兴营葬事务所,对出殡规模、经过路线、码头选择、船只调配进行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为了使黄兴灵柩顺利抵达墓地,组织人员对长沙河西乡村大路和上山道路进行拓宽。同时,派出工程队,按墓地设计日夜施工,如期完成。还以警察厅名义,向全市发出黄蔡两公“出殡通告”,规定出殡日全市人民悼念的方式:各居民店铺住室一律下半旗;各居民停止嫁娶;各戏团停演戏剧;、各经过街道禁止人力车及轿车通行;各酒馆停止宴会;各妓户禁止弦歌。谭延闿还多次通电颂扬黄兴的功绩,亲书塔铭。治丧期间,谭延闿还常去黄兴事务所吊唁。1917年2月15日湖南《大公报》记载了谭延闿吊唁的详细情况:“黄蔡二公先后逝世,谭公因在居丧守礼时间不便亲往吊唁,现因假满视事,特于昨日下午二时,改换大礼服,乘坐肩舆,随带卫兵二十余名,赴黄蔡二公事务所吊唁一切。……谭公询问蔡公葬期及建筑情形后,即乘舆向黄公事务所吊唁一切,行礼如仪,黄公长公子一欧君答礼如仪,礼毕与一欧君茗谈二十余分,即乘舆归署矣。”
  4月14日,谭延闿撰写《祭黄兴文》,高度评价黄兴的丰功伟绩:“於虖!惨痛天容,愁霖急节,悲生地轴,湘波呜咽,痛切邦人,丧我贤喆,人亡国瘁,名留形绝,……公之勋业,日月同光,名垂宇合,岂唯湖湘,湖湘之功,民莫能忘” 
  4月15日,举行国葬黄兴大会,送葬队伍六千多人。谭延闿首领主祭,亲书挽联:“当世失斯人,几疑天欲亡中国;遗书犹在箧,此行吾愧负平生。”这后一句,是追忆当年黄兴推荐他第二次督湘的事宜。他还代当年共同创办明德学堂的龙绂瑞撰一挽联:“一时毁誉总皮毛,记当年复壁留宾,早识英雄本天授;廿载交期如骨肉,才几日寓庐话别,空余涕泪望魂归。”此挽联既对黄兴的丰功伟绩加以颂扬,又对黄在多方面给予他的支持示以深深怀念之情。后来,谭延闿在《题克强先生手册》时也说;“克强先生往矣,其精神事业自在天壤,不能以毁誉增减也。” 
  1917年9月11日,谭延闿二次督湘结束,从老家茶陵去上海前,特为黄兴墓书纪念碑铭,以示敬意。其黄兴墓碑铭云:“呜呼!此黄克强先生之墓,后之来者尚师其志事。”碑铭既寄托了谭延闿对革命党人的怀念之情,又抒发当时自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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