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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代局限黄兴

时间:2018-03-04 23:36 来源:原创 作者:郑佳明 点击:
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对一个伟人的认识,不是一个时代能完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往往会更深刻更丰富地认识一些伟人的内涵与价值。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反思
  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对一个伟人的认识,不是一个时代能完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往往会更深刻更丰富地认识一些伟人的内涵与价值。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反思的时代,对辛亥先贤的价值和意义也应该有个再认识。
 
  看到时人对黄兴的崇高评价时,我常常在想,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黄兴领导革命的实践不过短短十几年,那么是什么东西使黄兴在诸多革命家中如此高大,在如此短暂的生涯中如此光芒四射?那是因为黄兴的思想和品质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黄兴最受称道的是他在革命的生涯之中,把顾全大局和坚持原则非常好的结合起来,体现了高尚的人格和宽阔的胸怀。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巨大的历史功绩,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质使他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同盟会”成立,黄兴提出孙先生“做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奠定了孙中山在同盟会的领导地位。后来,在党旗的问题上,在章太炎、陶成章先后两次倒孙的时候,在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人选问题上,在二次革命的问题上,在成立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他在所有的历史关口,所有的重大的时刻,他都做到了维护大局。甚至当反对孙中山的人士,拟将一把手的位置拱手送给他的时候,他仍然清醒的维护孙中山的地位和全党的团结。他的名言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作为党的第二把手,他这种无我无私境界多次阻止了的党的分裂。
 
  从1905年8月成立,到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7年之间,黄兴是同盟会的杰出组织者,他在革命阵营的军界政界中威望非常高。用世俗观点看,他是真正的“实力派”,如果有私心,完全可以做一个大军阀、大政客。但是他超越了那个时代,他超越了古今几乎所有中国军人。 
 
  黄兴是不是愚忠?是不是能力太弱?是不是无原则退让呢?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提出了违背基本理念的建党措施,黄兴坚定地坚持了原则,同时又避让矛盾,远走他乡,并继续宣传革命,为大局做补台的工作,维护了团结。他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面对别人的误解,他说“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这是他的清醒和理性,这是他的崇高和智慧,章太炎的评价很到位,“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辞世前夕这样评价黄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一个世纪,他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而且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岂止军人?中国百年的政治家又有几人能与之媲美呢?
 
  黄兴顾全大局是有思想基础的,是有价值选择的。作为一个有着封建专制传统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国官场中凡是有点势力的人,一有机会就想当皇帝,一般老百姓也争着当头儿,当一把手,我们的官史其实就是一部争权夺利的历史,“官本位”、“权本位”的价值观深入了我们的骨髓。这一百多年里,由于国难当头,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救亡,表现了了崇高品质,包括孙中山,包括我们湖南的黄兴、宋教仁、蔡锷在权力考验面前交出了不俗的答卷,都表现出新的权力观,辛亥先贤体现了中国新价值观的曙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组织起来有一点实力的时候,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马上就出现权力的争夺。近代以来有哪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没有充满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有一部分是政见、策略之争,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都是如此,后来大陆的所谓文革就充满权力的争夺。 
 
  “无我、笃实” 是黄兴的座右铭和他留给后人的家训。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利,不为家庭谋名利,变卖家产搞革命,将年幼的儿子送上战场,他辛劳无比,鞠躬尽瘁,真正的积劳成疾,仅仅活了42岁。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价值选择?他对权力、名利的淡泊是在实践中做到了的。
 
  黄兴这种价值观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中国是个以德治国的国家,历史形成了这个传统,它好也好,不好也好,是一个既定的历史条件。曾国藩曾经总结道:“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除了天时地利之外,曾国藩成功的诀窍是以德服人。在中国讲厚德载物,厚德还可以载“军事”,载 “政治”,载 “事业和人生”。中国古代政治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就是修齐治平,也就是内圣而外王。既要做英雄,治国平天下,更要作圣贤,修身齐家。从王阳明到曾国藩都是榜样。黄兴没有简单的否定道德的作用,而是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传统,而不是像五四以后一些人盲目追求离经叛道,辛亥先贤传统文化的定力与五四反传统激进思潮,孰优孰劣,是令人深思的。
 
  黄兴的大德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他崇拜王夫之,首先是崇拜王夫之的民族气节;黄兴的不同之处是他超越了传统的英雄圣贤,具有了西学带来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类品质。黄兴自幼饱读诗书,后来接受西学,既有儒家文化打底,又有民主宪政的思想,是把中西文化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革命家。黄兴的无私观念从何而来,儒家文化和民主思想都是重要的价值来源;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理念,他的法律意识和宽容妥协精神,使他与那个时代的很多革命家不同。黄兴的宽容妥协使备受他诟病,有人批评,“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主张对袁世凯妥协退让,成为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还有的公然说“他没有站在时代的前列”,把他“划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右翼”。时代走到今天,当我们反思百年革命的时候,蓦然回首,却发现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100多年来一直没有树立起来的一种稀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阙如的资源,当激进成为时尚的时候,自觉秉持这种思想的人更少。历史上我们与多次稍纵即逝的改良妥协的机会失之交臂。宋教仁遇刺,是不是要搞二次革命?寄希望于法律解决,应该全盘否定吗?后来国共两党的两次分手,完全没有妥协的希望吗?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妥协的文化,没有妥协的勇气和智慧,没有敢于担当妥协的强力领袖。他去世近一百年了,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军人和知识分子有什么启示?
 
  黄兴的妥协和宽容来自于它的理性和清醒。有些学者说,“理想是中山先生,实践是克强。”这个话对一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对克强先生进行很好的研究,黄兴异常勇敢,但不是一个鲁莽军人,他的理性不为人知。他多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太平天国内讧的历史经验,他自己在行动中以此为戒;他提出一省武装起义夺取胜利,带动多省胜利的战略;他对宪政问题有很深刻的论述,他对民生问题,对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实际上他是“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的贡献者,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民主主义思想家。
 
  理性和清醒使他无私无畏。他努力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知行合一的政治家。他既富有学理思想又善于实干行动,既有革命的彻底性又有妥协宽容的胸襟,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无私品质,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他很少有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者都有的毛病,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 “权本位”的劣根性,也超越了食洋不化书生气。他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最丰富厚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仅就权力观而言,他的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可以比肩华盛顿,不仅仅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是今天中国无数政治家和从政者的榜样。
那么为什么黄兴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宣传的不够,学习得不够,研究得不够?总的原因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整理、研究不够。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奔跑,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夺取政权,然后是巩固政权,后来是发展经济,中国人没有好好的静下来梳理自己的文化,所以,像我们湖南的克强先生,蔡锷先生,宋教仁先生,研究得都不够,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历史当回事。再加上政治斗争,历史恩怨,不可能公正客观的研究历史,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同时历史观上的一些误区也扭曲了我们的思考。
 
  第一误区是权力史观。就是历史学服从权力,谁当权,历史学说就会为谁说好话,他不在了,他没有当权了,对他研究少了一点,甚至于把他遗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先生到了上海,参加陈其美遇刺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在会上讲,我们党的襁褓,我们党的婴儿的襁褓,就是中华革命,中华革命最了不起的是孙先生和陈其美先生。后来国民党的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在写国民党历史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由孙中山到陈其美,由陈其美到蒋介石。这个思路形成之后,黄兴就被视为一般的先进者,不再作为革命的元勋,没有了“孙黄并列”地位。这件事情,章太炎先生说过话,辛亥革命的见证人陈叔通专门写了诗文,他说当时在锦辉馆成立同盟会的时候,是“孙黄”呀,现在没有人说黄了,他在岳麓山上,荒草孤冢,一个人孤孤单单。(“锦辉谋始共艰屯,自有同盟势益振。事与时移公论泯,空余岳麓草蓁蓁”。)大陆方面,大家都知道,对民国史、国民党是的研究开始时间不长,研究不深,还有不少禁区和误区。实际上我们对有权的人、在位的人、正统的人、在世的人,历史宣传和研究多一些,好话说得多一些,为他们服务多一些,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历史书写,有些不公正的地方。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刘少奇实事求是的经济建设思想》。一个刊物给我发表了,我的文章到最后说了两句怪话。什么怪话呢?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时候,提出了“刘邓路线,”刘在前,邓在后。但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我们不提刘。实际上,“刘邓”是一体的。邓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刘,我认为至少要讲一句,邓小平理论里,有很多是刘的,但是因为刘已经去世了,我们写作的人,并不在乎他了,所以 “邓小平理论”里面,我们没有讲刘。结果编辑把我这段话删掉了。问题是我们还知道,但是我们这些人一把年纪了,我们死了,年轻人怎么知道呢?不知道。这样的话,历史就歪曲了,就中断了,这是一个误区,叫做“权力史观”。
 
  第二个误区是“激进史观。”什么叫激进史观? 阶级斗争历史观,暴力革命历史观,党派史观。革命越坚决越好,斗争越残酷越好,对敌人越狠越好。这样对不对呢?不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告别激进主义》,海外很多网站都有转载。我在里面讲了一个观点,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切办法都用过了,事情无可救药了,这个时候只好革命。所以,革命是下策,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歌颂革命,我们不能号召年轻人都去革命,革命毕竟是破坏,是生产力的破坏,是文化的破坏,人性的破坏。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我们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负得走投无路、赴诉无门,“虎视鹰瞵,瓜分豆剖”,亡国灭种,大祸临头,我们没有退路,只能革命了。这种情况下,形成的革命史观,只能管这个时代,只能代表这个时代认识。有一些学者,就不怕你不激烈,不怕你不极端,至今仍用一种极端的思想观察历史,批评黄兴“妥协”、“右倾”,求全责备,甚至无端指责。当历史发展今天的时候,我们回望这一百多年,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改良妥协的机会与我们失之交臂,宋教仁遇刺,是不是要搞二次革命?寄希望于法律解决,应该全盘否定吗?后来国共两党的两次分手,完全没有妥协的希望吗?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妥协的文化,没有妥协的勇气智慧,没有妥协的强力领袖。黄兴的宽容妥协中庸使备受他诟病,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稀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阙如的资源,当激进成为时尚的时候,自觉秉持这种思想的人更少。英国的“光荣革命”、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晚年的蒋经国,缅甸的昂山素季……人们在前进的历史中,在关键的时候,妥协也是智慧,也是本领,也是勇气,也是无私,也是无畏。黄兴超越了那个时代,他既是坚定的革命家,又笃信西方的宪政,他既英勇战斗,也不放过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解决问题,他被批评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第三个误区是极左史观。严格地讲,它算不得一种历史观。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简单武断,上纲上线,庸俗实用,文革中那些大批判文章就是代表作。这种思维方法,在文革中流行起来,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至今仍有市场。奇怪的是有些思想偏右的人,也喜欢这种极左的思维方式。有人批评黄兴,“常败将军”,“出卖白朗”,“贪污公款”、 “倒卖文物”卖国,改名“克强”,有当总统的野心,等等。这是我们对黄兴和其他辛亥历史人物研究的误区。用今人的认识要求古人,求全责备。把一个人放到当时的环境里去考察,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清末民初,中国是一个少年中国,那些青春的辛亥先贤,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筚路蓝缕,探索追寻,千辛万苦,抛头颅洒热血,是少年中国骄子,我们应以虔诚科学的学术态度来研究他们,以宽容的胸襟来对待他们的失误和幼稚。多想想他们当时的处境,多想想他们的英勇无畏,多想想他们思想的光芒和辉煌的业绩,以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纪念学习他们吧!
 
  在思考黄兴思想来源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崇拜王夫之,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中国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黄兴的革命精神,忘我精神,笃实精神,和王船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船山有一个“三义之说。”他说,“义”有三种,一种叫“一人之义” 、一种叫“一时之义”,一种叫“古今通义”。“一人之义”,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时之义”,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古今之义”,就是“古今通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原则。我认为,黄兴,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高贵的品质,那些伟大的情操,那些对中华民族弱点的弥补,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是值得很好发扬的古今通义。我相信黄兴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历久弥新,日益放射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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