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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黄兴与教育及科技的三则史料的发掘

时间:2018-03-04 23:42 来源:原创 作者:许 康 点击:
众所周知,关于黄兴的研究中,他对教育与科技的思考及活动,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缺乏直接的、详实的史料。笔者近年有几项发现,未曾发表于学术刊物,知者论者似不多。借此次
  众所周知,关于黄兴的研究中,他对教育与科技的思考及活动,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缺乏直接的、详实的史料。笔者近年有几项发现,未曾发表于学术刊物,知者论者似不多。借此次纪念会良机,予以正式公布,并稍加评注。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正。
 
一、民国元年黄兴领衔呈请创立明德大学
 
  黄兴留日学习师范,终身对教育未能忘情。1903年3月胡元倓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陆续聘用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为教师,如黄兴、吴禄贞、周震鳞、张继等。黄兴在学堂主持了师范班。11月4日,他们在这里成立了华兴会。1905年该会在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首批参加的还有留日明德师生姚洪业、宁调元等人。
  1、黄兴赴京与多位名人共署呈教育部文
  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大权后,黄兴任南京留守。这时胡元倓为了延续清末已到省外(上海、南京)开拓的明德学校高等商科教育,积极争取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认可和资助,这事得到黄兴的大力支持。1912年7月,正是孙中山、黄兴分别北上与袁世凯恳谈前夕,黄兴领衔,串联了张謇(前南京政府实业总长)、汤化龙(时任参议院副议长)、蔡锷、陈三立、李维格、赵凤昌、陈汉第、叶景葵、王璟芳、胡瑞霖、沈秉坤、谭延闿、龙璋、朱恩绂、黄忠绩、聂其杰、袁思亮、章士钊、梁焕彝、张式恭、章适骏、张辑光、陈介、李傥、龙绂瑞、胡元倓等人共同署名,当系由胡元倓拟就的《呈教育部请准拔款增设明德大学于汉口文》,全文(按:文前众人署名见上,不重复引录)如下:
  为明德学校增设大学,恭恳大部转呈大总统准拨前度支部核捐处饭银余款俾作基本金,以利进行,而规久远事。
  窃兴、元倓等于前清光绪癸卯创设明德学校,历办两等小学及中学,师范等科,理化专科,银行专科,法政别科。开办至今已历十载,毕业人数久逾二千。民国纪元,又开办高等商科、政治经济科、德法语专修科,毕业学生在九百以上,新筑讲舍增二百余间。西仿牛津,东步庆应,民校规模,国中似罕其匹。校风学旨,东南亦微有声。历年经费虽多数集之私人,亦间得公家补助。开始数年,兴迭主持校务。自时厥后,延闿等力任维持。即力薄如謇,亦曾勉助多金,藉表赞同之意。艰难支柱,得以至今。际兹国步鼎新,民气初振,扶成智德,以教育为枢机;促进文明,以学校为炉冶。元倓等既已殚竭绵薄,矢志于专制之年;自当益奋仔肩,负责于共和之世。惟学级递进而愈高,经费愈繁而愈困。民国肇造,建设需才,尤非急设各科大学,不足以应时世之要求而合世界之趋势。元倓等再四协商,湖南地处偏隅,非建设大学适宜之地。拟于汉口另建校舍,开办法科、商科、文科。一俟办理就绪,即行添设理、工、医、农各科。约计开办经费至少需四十余万,常年经费。至少亦需五万元。纯恃私人捐助断难应用。且学校无大宗基本金,则学科上之设备,必受财政上之影响。办理既难达完全之域,民校将无发展之期。前清学务之坏实由于此。元倓等身历前事,今欲续办大学为民国树之风声,岂可仍蹈前辙!但民力单薄,开办、常年两项经费纯恃捐集,已费周章。复何从集合大宗赀财以为基本。方今国家财政万分支绌,又岂可妄请国款以资补助!
  兹查前清度支部核捐处,有饭食银两一项,所存余款,尚存二十余万两。此项饭银,前清捐输定章,随同正捐银征取,津贴堂司各官办公用费,及补助各种善举。其用途既不关乎行政,其性质亦实近陋规。现闻所存银两皆存大清银行。该行停止营业,此项饭银自难如数提出。与其徒有债权而无着,何若提此闲款以育才。元倓等窃思,当务之急,兴学为先。民校艰难,全恃补助。恳转呈大总统,俯念前此明德成才之众多,后此大学须费之浩博,准将此项饭银余款,全数提给明德大学作为基本金,俾利进行而规久远。为此缕呈,伏乞鉴核。
  
  教育部批:
  据呈已悉。该员等热心毅力作育人才,卓著成效,本部实深钦佩。所请转呈大总统,将前清度支部核捐处饭银余款全数拨给该校为基本金一节,仰候呈明大总统批示可也。
  
  大总统批教育部呈:
  据呈已悉,该校开办十年,成效昭著。肇造民国人才,多数出自该校。育德立功,全国攸赖。该校创始之际,经营惨淡。幸赖时贤之力,得有基础。当兹民国初成,培养应世之才,尤为富强首务。据称拟于汉口兴办大学,因时建设,规画宏深。查前清度支部捐纳饭银,原系正捐外附加之费,本有拨充善举之用,与寻常性质迥别。所请拨款给该项经费以充汉口明德大学基本金一节,应即照准。仰财政部照数拨给,以资办理可也。此批。[1]
  
  2、搜访该呈文经过
  这份史料之所以珍贵,在于近30年来史学界聚各专家之力编成的《黄兴集》(1981年,收文近600篇)、《黄兴未刊电稿》(1983年,收文124篇)、《黄兴佚文一束》(33件)和《黄兴集外集》(2002年,收文474篇)都未刊登。我们是2003年为准备纪念明德学校百年校庆,查知上海图书馆藏有海内孤本《汉口明德大学年刊》(1922年),以往《明德校史》及其他回忆文章从未提及该刊具体内容,便委托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朱国玮复印寄回。从阅读中惊喜发现了明德大学的这篇文献,原属于独家档案材料,别单位是无从代庖披露的。时移世换,该年刊遂将其作为纪念学校成立十周年见证文物发表。 
  3、几点述评
  该呈文提供这样一些启示:以黄兴、胡元倓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培育人才,这充分体现了他们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他们洞悉中国政府行政运作之技巧,呈文通过蔡元培卸任、范源濂于7月29日继任之时,料想能得到鼎力支持;又使度支部的杂税陋规所存银两,派上正当用途,令可能的觊觎者无从置喙;这笔已因大清银行停业而潜藏的款项被他们发掘,其信息可谓灵通,不排除是熊希龄(时任内阁财政总长,以往胡元倓找他资助过)或其属下的同情人士所告知;此文呈报的时机也较为适宜,因袁世凯上台刚几个月,还必须笼络人心,敷衍南方革命党人,正好借支持兴办教育以掩其窃国复辟之面孔,乐得说些漂亮话,做个顺水人情。结果是在当年那样困难的国家公共财政条件下(袁世凯正授意熊希龄与六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以及胡元倓从私人处“罗掘俱穷”的困境下,黄兴等人巧施妙计,明德大学得以顺利诞生。这是中国第一家民办公助的法商型大学,迈出了赶超日本明治维新大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庆应学垫、后升格为国际有名的庆应大学的关键一步。事实上,胡元倓曾多次表示对福泽的景仰(见胡著《耐庵言志》等书),明德学校一开始就设想逐步建立各层次衔接的学制体系,象庆应学垫那样,从初小一直办到大学。福泽谕吉花了50年,而胡元倓在黄兴鼎力相助下只用了短短的9年!
 
二、宾步程《艺庐言论集》的几段文字
 
  宾步程(1880~1941),东安人,黄兴两湖书院的同学,是湖南最早的留欧工科学生。
  1、宾著《我之革命史》叙述与孙中山、黄兴的关系
  清光绪乙巳年(按:1905),余在德国留学,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欧组织革命事业,身历其境,知之甚详。自辛亥鼎革以后,秘密者变为公开。各人著作虽多,对于在欧情形,颇有不尽之处。即中山先生传略,亦仅云开第一次会于比京,加盟的三十余人。开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的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巴黎,加盟的十余人。即邹鲁君所编《中国国民党史稿》,亦仅云朱和中回柏林,刘家佺宾步程等,复请总理至柏林云云。但此中有大关键,知者甚少。惟蔡孑民君前为家母撰寿文,略为及之。兹将总理在欧经过情形,叙述如后,以备编史者作为参考之材料。
  乙巳年六月,闻总理在美,由留欧同学中数人秘密发起,汇去川资,请总理来欧。先抵比京,由贺子才、冯承钧、胡铮等招待。入会者二十余人。留德学界闻讯,公推朱和中代表欢迎,由余在柏林筹备一切。数日后,总理借朱和中莅德,住于余寓内。是夜即召集同人,如刘家佺、马德润、周泽春、王相楚、王发科等十余人,即在余寓内入会。签字摩指,并举手盟誓。当时马德润因五权宪法一条,宗旨不甚相合,临时退会。此外并无异议。次日余与刘朱三人,陪总理漫游柏林胜地,并摄相纪别。住三日即至法国巴黎,临行时并指定余寓为通讯总机关。至所需车票,余已为定妥,并电巴黎友人至车站迎接。孰意总理去后,有王发科、王相楚二人,追踵秘密至法。适总理有事外去,取其皮包剖之,将比、德同人会册携去,奔告驻法公使孙宝琦。孙认为此事关系汉人在欧留学生前途甚大,接受名册而斥之去。孙公使比即将册邮寄驻比欧洲留学生监督阎海明,听其如何处理。阎接册后,将各人之姓名,逐一剪下邮还本人。余等远在柏林,接此函后,始知事泄。同时总理亦有函来,示知情形,嘱其各自防范,以免危险。
  事败之后,总理一人住在巴黎,川资尚无所出。来函示余,速筹速汇,以便启程。接函后,商之留德同人,均无人承认。遂与朱和中二人私议,计总理来函有嘱汇至新加坡一路川资等语。彼此切实核算,二等船费若干。由巴黎至马赛,二等车费若干。沿途零用钱若干。统计汇去佛郎二千元。孰意总理接欵后,即邮函申斥。略云吾乃中国革命领袖,若以来函所云,车船均以二等计算,有失中国革命家脸面,绝对不可。望再筹汇云云。此时余与朱君罗掘俱穷,同人亦不敢再谈革命。幸当时余任留德学生会会长,遂将会金二千余马克,合成三千佛郎汇去。总理得以成行。余亦于二年内,陆续将膳费节省,归还会金。
  总理去后留德同人中有败类者,将以上情形,密告驻德公使荫昌……七月十八日……荫昌约我……次日余身怀手枪,大胆去进公使馆……彼此辩论甚久。结果荫则曰……不得再谈革命。否则撤费送回惩办。……月余孙宝琦游历来德……并私地对余劝导数次,切不可再作通讯总机关。
  丙午(按:1906)黄克强革命失败,逃往南洋,财政甚形拮据。因属两湖同学,来函嘱集款接济,俾得遄返东京。同人中鉴于前次泄露,对于此次筹款接济革命党人,再无人承认。于是转向江苏留德同学十余人中,如王鹗、李鼐、高孔时等。共筹得二干马克,汇至南洋。并取得克强条,以昭信用。而克强得此款后即往日本去矣。
  民元革命成功,总理嘱克强访余。不知住址,登之《申报》。余于二月得讯,驰赴南京,就兵工厂厂长之职。总理见面时,就谈及柏林汇款事。至民二南京独立,余为克强向上海禅臣洋行定购枪炮子弹。议将定,而克强离宁。余亦为袁世凯侦探知购军械之事,密电缉拿。至汉口时兵工厂长刘国庆,告我密电原委。即行返湘。继思此事不可畏怯,乃走谒汤芗铭(按:袁世凯的亲信,湖南都督汤芗铭,曾留德学习军事,其时即与宾步程熟识),询其真相。渠云:以后不再妄动,当可无事。随即返里。三年任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校长。四年水口山矿局梁鼎甫(按:梁焕彝)局长辞职,荐我自代。总局邓局长同意。呈报汤芗铭。汤云:某系孙党,在欧洲时我知之甚详。该局工人数千,万一率领暴动,可以燎原。须另觅人可也。自后余无所进行,困守高工者十年。
  当此革命成功之日,我来追述已往情形,似有近乎丑表功。我觉得各人所叙欧洲革命往事,多有语焉不详之处。用特将我之经过实情,缕述如左(上)。[2]
 
  2、宾氏前文附载《蔡元培君为家母所撰寿文》(片段)
  (上略)元培初至德国柏林,言语不通,风俗不习,步程君事事指导之。其待元培挚爱如是,待他同学莫不如是。凡我国人与外人有权利争执,君必出当其冲。经济劳力,躬为之倡,虽独任而无馁色。且君在中国国民党有悠久之历史,总理至柏林组织同盟会,其机关即在君寓。及行抵巴黎,行箧为王某所发,得《留德会员录》,转以献驻德公使荫昌,君几遭不测。其后总理贻书措归国川资,君于留德同人中,集二千佛郎寄之。不足,又益以三千佛郎。黄克强先生广州失败,流寓南洋,亦集二千余马克助之。[3]
 
  3、宾氏《黄克强先生逝世纪念》的相关内容
  “当梁节庵师选派先生往日本学习师范时,先生再三邀我同去……无如黄仲弢先生,坚谓不佞非师范材。”辛亥革命成功,“先生登报觅余担任上海兵工厂厂长,因久未至,委陈君去焉。迨余闻讯至南京,改委金陵兵工厂厂长。其委状系孙大总统与先生署名。民二先生见袁世凯野心勃勃,恐有推翻民国之举。以南京留守名义,而倡独立。并嘱不佞向德商定购军火,事将成先生去宁,不佞亦离职。”这与前文基本一致。“至民五先生以积劳成疾,遽告不起。治丧之事,不佞亦参遇其中。”[4] 可见两人是生死之交。
 
  4、宾步程生平及此文出处的补充说明
  宾步程逝世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特令褒扬:“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宾步程,早岁负笈重洋,精研科学,加入同盟,致力革命。归国后办理教育,培育英才,制造军械,力谋改善。袁氏称帝,守正不阿。近膺议席,论政建言,多中肯要。不幸癭疾长逝,良堪矜惜。应予特令褒扬,以彰幽潜。此令。” [5]算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
  抗战爆发前几年,宾步程在长沙创办《霹雳报》,他在该报开辟的专栏“艺庐言论”针砭时弊,一度被省政府封杀。为继续扩大影响,遂选辑部分文章,另出单行本《艺庐言论集》。《我之革命史》取自该言论集初集(第253-255页),于1934年月自行出版。版权页载“作者:东安宾敏陔(按:宾步程的原名,后常用作笔名)。发行者:长沙《霹雳报》。地址:仓后街湘清里九号。印刷者:长沙和济印务公司。地址:顺星桥十六号。”
 
三、参事张子谋自述中提及贫儿教养院
 
  1、黄兴创办的“开国纪念贫儿教养院”
  据1932年《星期六汇刊》记载,南京的“开国纪念贫儿教养院,它是民元(按:1912年)黄克强先生所创办的。现在有学生300多人,里面由小学到初中,都很齐备。毕业之后,由院供给学膳各费,升学于南通农学院,和浙江工学院,或其他工厂的很多,成绩还不错。不过它的经费,本来每月有1800多元,后来因为种种原故,只发300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院长黄克强夫人黄宗汉女士,就要东挪西借,维持这几百人的伙食费了。”“最奇怪的……市政府人员就说:‘……可以把一块地皮割让,那不是既可完税,又可得一笔钱,一举两便,何乐不为?’黄院长听了之后,真是气得宿饭都得呕出来。就对他们说:‘东北失地数省,我们政府还没有出兵去收复,为什么对于公立的慈善团体……而要弱肉强食么?’”“说来也可怜可叹……从前孙黄并称的,黄克强先生自逝世以后,寂然无闻。像宋教仁、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或则铜像巍峨,或则伟大的纪念堂,以至公园、学校、图书馆,甚至筹办大学,每年且有特定的纪念日。黄克强先生则怎样?除了南京这所他一手创办的开国纪念贫儿教养院,和长沙的坟墓之外,有些什么?他的夫人,他的儿女,现在一贫如洗,弄到无家可归。从前上海福开森路有一所房子,也为五四运动而卖掉了,即是现在世界学院的房子。”“黄克强先生从事革命数十年,结果这样,真是我们后死的对不起黄先生,然而这可见黄先生生前的清贫和艰苦。”[6] 
  黄兴夫人徐宗汉主持南京贫儿院,是她半生的事业,也是对黄兴开创之功的维护和发展,艰苦备尝,矢志不渝。可冯自由的《徐宗汉女士革命事略》只有简短几句:“民十七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遂接办南京贫民教养院,从事贫儿教育工作(按:黄兴创办该院之后,因“二次革命”失败,离开南京,以致徐宗汉在北洋政府时期无法继续亲自管理该院。所以冯自由文用重新“接办”二字)。对于革命先烈遗裔,尤热心爱护,成绩斐然。继复创设农场于苏皖两省,试种各种农产品,日以振兴垦殖为务。”[7]她的农场相当于“学田,”收入供办学之用。“我想,我应该替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这未死之身,才对得起革命先烈……于是我开办了农场……收入年有十几万,足以养育一千多个孤儿了。” [8] 那么,贫儿教养院得另有专人直接管理,湖南平江人张子谋便一度挑起这副重担。
  2、张子谋参事的履历表和自传
  张子谋(1883~1954),其祖、父均为贫苦农民。本人发奋读书,维新后选入平江校士馆(天岳书院)。今查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档案,发现他1951年6月填写的履历表(草稿)和《子谋小传自写》(手写本)各一份。现将履历表中几大项录出如下。
  “简历——1907年在平江驻省师范毕业,曾任平江私立培元小学校长、教员(十二年),平江救贫工厂厂长。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首都开国贫儿院总务主任兼院长。湖南基督教循道公会教(按:牧)师。” 
  “党派社团关系——国共合作时,一九二六年任平江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之一。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潜逃南京。参加秘密活动,负通信责任。被反动派伪首都卫戌司令部捕押十七个月。”
  “到职年月——一九五零年二月八日接到省府任命通知书,任为省府参事。”[9]
  事实上,平江培元小学是英国循道会最早进入湖南所办的学校,五四运动前后的学生中涌现了多位共产主义战士。张子谋与凌容众(最早留日,开平江风气之先)、李六如等在平江响应五四、驱张运动中,以及创办救贫工厂、工人夜校等,都是核心人物。
  张子谋借基督教会关系作掩护,还能在南京立足和活动。他曾有主持平江救贫工厂经验,便在贫儿院开办了劝工场(校办工厂),生产自救。他当教会学校校长时,规矩很严,故办贫儿院也“成绩还不错。”成为徐宗汉的得力助手。1930年,因受上海中共组织的委托,负责转递南京方面信件,终于被捕。1933年被保释出狱,任南京平民工厂主任。1934年张子谋从南京回湘,隐身于教会,以牧师身份动员民众抗日和反蒋斗争。
  张子谋“满门忠烈”,有七位亲人为革命献身,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其堂弟张文彬(1910~1944,张纯清),曾任红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第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到延安后任毛泽东的秘书。抗战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2年在韶关被捕,后与廖承志同监,病逝于江西泰和狱中。[10]张文彬是中央最近公布的抗日战争首批300位英烈之一。
 
四、结语
 
  以上三件史料,两件为图书馆藏珍本,一件为政府档案,其真实性不存疑问。后两件是个人事后回忆,所述内容的置信度虽未必100/100,超过90/100当可断言。因为亲历大事,印象深刻,且过程并不复杂。据云《我之革命史》文稿已被收入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且注明“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史料编纂委员会庫藏原稿。”但不如本篇所引《艺庐言论集》文之完整丰富(此事据在台中市工作的宾步程曾侄孙宾泽欧比对,载其自编自印之《艺庐言论集初集次编简辑》“代序”,2004年11月1日)。
  黄兴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当年最伟大的实干家形象为同盟会和社会舆论所公认。由于英年早逝,其关于教育、科技、实业的思想和实践,基本上来不及发挥,只在1903年回湘充当明德学校教员,和民国初年极短时间巡游各省时有所鼓吹,而得到部分的反映。本文发掘的三个事例,则从内容上有所充实。
  他思想之深邃,眼光之独到,临事之果敢,出手之迅捷,远非常人所能。成立明德大学以培养新型商学和法政人才,物色兵工厂厂长以组织军火生产,创立贫儿教养院以扶养先烈遗裔,都是摸准了时代脉搏的基本建设。他在兵马倥偬、政潮起伏之际,速战速决,四两拨千斤,三件事做得十分精彩。孙中山1917年形成《建国方略》伟大构想,气度恢弘,却只能长期停留在纸面上。还以“知难行易,”“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来贬低行动者,且对于教育方面缺乏规划。这是两人的明显差别。
  当然,红花还要绿叶扶。他这“流血”之革命家需要“磨血”之行动家如胡元倓、宾步程、徐宗汉、张子谋等,团结在周围,埋头苦干,排除万难;从全国各项事业来说,更需要一大批人才,同心合力,才可以坚持、贯彻,持续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黄兴等:《呈教育部请准拔款增设明德大学于汉口文》,明德大学校年刊,1922年12月,1-3页
[2] 宾步程:《我之革命史》,艺庐言论集初集,长沙:《霹雳报》社发行1934年4月,253-255页
[3]《蔡元培君为家母所撰寿文》,艺庐言论集初集,长沙:《霹雳报》社发行1934年4月,255-255页
[4] 宾步程:《黄克强先生逝世纪念》,艺庐言论集次编,长沙:《霹雳报》社发行1935年9月,304-305页
[5]《令顺人字1163号 中华民国卅一年六月十六日发》,《行政院公报》1942年第5卷第6期第95页
[6] 霞菲:《从南京贫儿院说到黄克强》,礼拜六汇刊第五集1932年第491期801-802页
[7] 冯自由:《徐宗汉女士革命事略》,中央周刊1943年第6卷第30期400-401页
[8] 沙鸥:《黄兴夫人徐宗汉访问记》,现代华侨1941年第2卷第5期17-18页
[9] 张子谋:《履历表》(手稿)1951年6月于平江鲁家坪。稿藏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10] 张子谋:《小传自写》,1951年6月21日于平江鲁家坪。稿藏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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