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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辛亥武昌起义

时间:2018-03-07 23:15 来源:原创 作者:石胜文 点击:
(本文为《开国元戎旧战场》一文的节选,该文共10节,3.4万字,此为最未一节。) (一)武昌首义 1900年7月,湖南人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武汉起义事败,唐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
  (本文为《开国元戎旧战场》一文的节选,该文共10节,3.4万字,此为最未一节。)
 
(一)武昌首义
 
  1900年7月,湖南人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武汉起义事败,唐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英勇就义。11年之后,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武昌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武装起义。它成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并终于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年帝王专制。
  1911年2月4日,谭人凤从日本来到香港,向黄兴谈了自己今后的打算:“夏天,我们邀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在东京开会,遯初(宋教仁———作者)主张将革命的重点由边省转到长江流域,组织力量在中部发动起义。”“我们拟定三策:上策是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一举占领北京,但……几无成功的可能;中策是在湘、鄂、赣、皖、江、浙起义,各省独立后,挥师北伐;而以边省起义为下策。”“经讨论,决定以武汉、南京为革命中心谋划起义。与会者一致推举宋教仁回上海物色人选,筹组机关……谭人凤负责联络沿江各省会党和革命团体。”黄说:“我已派觉生(居正字)回国,作为同盟会驻湖北的代表,领导一切。他们缺少经费,我也很着急,这里虽不宽裕,毕竟还有筹款渠道,我会尽力支援他们的。”黄兴还委任谭人凤为统筹部特派员,携款两千元,前往长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广州起义。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是在上海北四川路成立。
  黄花岗起义失败前后,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积极发展革命力量。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已经占到了新军的三成左右。
  文学社的前身为由日知会嬗变而成的群治学社,1911年1月成立,社址在武昌小朝街85号。以湖南人蒋翊武和刘复基为正副社长,二人也都是华兴会员。该社借“研究文学”为名,有严密的组织,入社会员需经严格考察,以防不测;它比共进会更早进入湖北。成员以一般士兵为主,湖南人居多,几乎遍及湖北各标营队和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各层单位,是新军中规模最大的革命团体。有社员3000余人(亦说5000余人)。比共进会势力大了许多。
  在武昌发动起义的另一个核心团体是共进会,1907年8月18日在东京成立。最初参与者大多是留日的军校学生。1908年孙武成立湖北分会,总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在两湖各主要城市有通讯点,早期吸收了许多两湖哥老会成员。后来孙武决定改变方针,多在湖北新军中吸收会员。
  文学社成立后不久,就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取得了联系。在黄兴的鼓励和中部总会谭人凤和居正的协助促进下,经刘复基、孙武等人反复磋商,于9月14日举行联席会议,正式确定双方联合行动,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并筹划起义后的革命政权组成问题。
  1911年9月7日,成都发生保路风潮并酿成血案,激起骚乱。清廷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弹压,致使清军在湖北的防御力量减弱。根据形势发展,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有成语“八月十五杀鞑子”)湘、鄂两省同时发难。湖北方面初步决定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刘公为总理。,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指挥主持。就在联席会议召开当天,因琐事发生兵变。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全城戒严。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因此把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拘捕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文学社总部暴露。当天晚上,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被捕(10月10日晨随即斩首)。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四城,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刘公、孙武逃入汉口法租界,蒋翊武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士兵们都已入睡,无法动员,又临时决定推迟起义。革命党人矢志为彭、刘、杨三烈士报仇,决心拼死一战。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即夺取楚望台军械所。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晚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经过反复的进攻,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澂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张彪也逃出武昌,整个武昌已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和12日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被”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随即向全国发布文告,号召各地起义响应。
  中华大地顿时电闪雷鸣,风雷激荡!
 
(二)“黄兴到”
 
  10月12日,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两个军乘火车南来,海军统制萨镇冰率15艘军舰,从上海东逼汉口。
  10月13日,张彪带领部分清兵占据汉口刘家庙车站———今天的江岸车站,当年京汉铁路进入汉口城区的第一个车站。
  10月15日,清廷援军从湖南和河南赶来。
  黑云压城城欲摧!
  10月18日,革命军主动向刘家庙踞守清军先后发起两次进攻,受创严重,一度沿铁路线退到大智门车站,退入汉口市区。
  几天后革命军又占领刘家庙。
  就在刘家庙战斗的进退攻守之间,交战双方阵营各自发生了一些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
先是,北洋军统帅走马换将。10月27日,袁世凯来到信阳,取代陆军大臣荫昌。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当即下令,任命原第二军统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官,气势汹汹地向汉口扑来。
  10月27日,刘家庙再次失守,大智门车站被炸成废墟。
  阳夏千钧一发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经上海乘船抵武昌。正愁前线指挥无人,深深陷入困境的的黎元洪大喜过望,亲率一群革命党人到江汉关迎接。还令人做了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令人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攻陷的地方跑了一圈。军民听说黄兴来了,士气高昂,军心大振。老百姓还制作了三面大旗,分别插在武汉三镇的黄鹤楼、龟山和新市场。黎当即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全权指挥阳夏之战。11月3日,黎又在阅马厂举行登坛拜帅大典,正式任命。
  来武昌当晚,黄兴就将总司令部设在汉口逼近前线的满春荣园。因清军人员、武器、后勤物资正大举南下,夜长梦多,因此也是当晚,想出其不意,黄当即决定“出兵反攻”。终以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这也难怪,自大智门战之后,革命军已经没有群体参战的实力了,汉口保卫战,革命军没有总指挥,将近3000官兵阵亡,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正规军所剩不多,湖南援军撤走,剩下的汉口守军队伍溃散,装备丢失,来不及整编,武昌政府虽派来炮队增援,也是杯水车薪。相反,北洋军的兵力又实在是太强大了。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
  好消息是,湖南光复后,军政府立即派军援鄂。首先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5个营的兵力,由王隆中率领,于10月28日乘轮北上。
  糟糕的却是战绩。与黄兴到同日,袁世凯也来到孝感前线。10月31日,冯国璋下令在汉口放火,熊熊烈火三日不熄。北洋军边烧边推进,民军无力招架,退守汉阳。清軍佔領汉口后,一线总兵力約三万余人,还有源源不断的援軍从后方赶到。11月4日,黃兴在汉阳伯牙台设立战時总司令部,集結革命軍各部兵力約兩万余人,革命軍大多是新招募来的士兵,各路又旗号不一,与训练有素、裝备精良的北洋軍相比,完全处于劣势。
  下面选录大段黄兴当时参谋长李书城的回忆文章,以观当时战情,因为没有比这更真实生动具体的了:吴禄贞于11月6日夜在石家庄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甘兴典率所部湘军开到汉阳后,几乎每日到总司令部来催促下令反攻汉口,并说他的部队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缩在壕沟内消磨锐气。当时又探得汉口敌军日益增多,与其待敌军兵力充实后向我来攻,不如我乘其兵力尚未充实时先发动进攻。总司令部都出这个意见后,得到都督府的同意,遂作进攻汉口的准备。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士兵都领到四百发左右,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材料也运到渡河地点。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后,黄先生于11月16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乘装甲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陆,占据阵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驻在汉阳的各部队组成,归黄先生直接指挥,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军。这一路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所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所部为左翼,鄂军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所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炮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先生命令第三路各部队在16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晨拂晓向汉口玉带(漏一门字———作者)及硚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10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先生知道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房屋赔偿费。再往前进时,不见甘兴典部队的踪迹,甚为惊讶。不久,发现该部都藏在民房内避雨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群难民。我看见这种情形,实出意料之外。我对黄先生说:‘我们的作战命令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兵士的素质。这些士兵遇雨即如此狼狈,对战线上打来的弹雨怎能抵挡得住呢?现在还未接到第一路、第二路出发的报告,是不是同这里情形一样,深为可虑。预料敌人现在还未发觉我军的动作,可否改变计划,先把部队整理一番后再行进攻?’时陆军同学唐蟒在侧说:‘革命军人有进无退,退则沮丧士气。’黄先生叫我们先把藏在民房的兵士喊出来,再看情况。于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督战员都到各民房把兵士一一叫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晓时,这些士兵都被喊出来走上阵地了。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开了火。随着,左右两翼部队都向前推进,形势似很有利。不料中午以后,敌人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我军猛烈发射。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全部溃退。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士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汹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兵士较多,他们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所部鄂军虽被敌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我军退却时,敌人并未追击。他们探知我军已全部撤退后,才开至河岸,与我军隔河相持。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泞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斌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是晚,下令汉阳各部队彻夜警戒,作战斗准备。次晨,知甘兴典并未退回原防,竟率所部向湖南逃走。同时得知第一路军亦未按照原定命令从青山渡江向刘家庙进攻,原因是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竟命军队向与青山相反的方向开动,及至发现错误,再叫士兵向青山开进时,兵士因行军半夜已极疲劳,又值天雨路滑,都不肯遵令行动,故第一路军未能按照命令执行进攻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适于是晚在家结婚,未亲往指挥,故亦未遵令从汉阳东北岸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先生将以上情形报告黎元洪后,黎即将成炳荣撤职,改以窦秉钧继任步兵第三协协统;将杨选青正法,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延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予正法,将其部队缴械遣散。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
  此后,虽有11月25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千余人来汉阳增援前线,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敌军。“他率所部到达阵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阵亡,所部兵士纷纷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都被敌人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们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线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辎重营调到前线来作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旦夕,实难再守。”11月28日,黄兴乘轮离汉赴沪。“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4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后来他又为不“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等了一天,让孙中山回国先到做稳临时大总统。
  至此要说明几点:
  (一)武汉鏖战正酣之际,与黄兴同来的宋教仁,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家大事——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等人商议,认为光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必须要有一部根本大法。于是众人公推宋教仁起草。宋早年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精研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他为湖北军政府草拟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共7章60条。它称得上是中国现代第一法。这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定施用的三权分立的政权根本法,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它也破天荒地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鄂州约法》一经颁布,即为江西等省仿效,对这些省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一百年多前,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公布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鄂州约法》,使它具有了国家约法的重特大意义。
  (二)有人说黄兴是常败将军,失败是成功之母。阳夏保卫战失败了,在那种情况下,它不能不失败:
  1、黄兴从来是单骑独马,没有自己熟悉、经过训练的军队,甚至参谋班子、亲随都是临时组合的。没有“张良萧何”,也没有“关平周仓”,是世间仅有的独行帅。而他所处的,又早不是靠万夫不当之勇便可过关斩将的冷兵器时代了。
  2、局势危如累卵,临危受命,仓促上阵。
  3、革命军与与北洋军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训练程度等方面相距太大。
  4、引11月3日黄兴在湖北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汉口前线情形时所说,以窥一斑:“
  一、兄弟前日来鄂,即往汉口督战。意欲反攻,恢复汉口。不料各队新兵最多,秩序不整,颇难指挥。
  二、军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线指挥。至战时因与兵士穿一样的服装,辨别不清,亦极复杂。
  三、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与兵均已疲劳太甚,亳无勇气,且一闻机关枪声即往后退。
  四、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招者甚多,一到夜间,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员减少。各军官因仓促招募,亦无从查实。
  五、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机关枪,一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伤较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子弹射出,又不开花,且射出距离太近,不及清军通管炮效力之远。
  六、查满军全系北洋久经训练之兵,秩序可观,亦善射击;惟冲锋时不及民军灵敏,故每闻民军冲锋喝杀声,即往后退,此民气之盛。可恃者仅此耳。
  由此以观,汉口若无湘军来援,恐难保守。依兄弟之意,俟湘军到后,再图恢复可也。”
5、我文中特地长录了一段李书城的原文,可资佐证。这样的情况,别说黄兴原本湘中一书生,没有进过军校,即使诸葛复生,恐也难告大捷吧!
  (三)黄兴阳夏保卫战的意义
  阳夏保卫战打了41天,最后那最艰苦的30天是黄兴领导指挥的。
  为何说是最艰苦的呢?
  因为开始可以较为顺利:
  1、内部空虚,武汉的兵多调去四川镇压了,乘虚而入;
  2、先声夺人,有备对无备,清庭猝不及防。所以三天便能夺取武汉三镇。
  3、初尝胜利喜悦,群情振奋,踊跃参军支前。
  因为后期困难太多、太大。除了我前面已经论证分析过的以外,还有:
  1、清军有广阔的纵深,而武汉乃四战之地,几乎无险可守。京汉路直达咽喉,北兵可源源不断地南下;汉水宽不足凭;虽说有长江天堑,但清军有强大的海军与炮兵;革命军腹背受敌,起义不久清朝便从湖南岳州调兵便是明证。
  2、北方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已不能恃。吴禄贞被清廷“卧底”、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告密,被暗杀于石家庄后,使他与阎锡山等共组“燕晋联军”,张绍曾滦州起义和蓝天蔚奉天策应的南北夹击,直捣清廷的计划化为泡影。
  3、战事旷日持久,汉口又一炬成灰,前线受挫,导致士气低落,内部矛盾增多。
  如此坚守,实属不易!
  所以一直紧跟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孙委以重任,辛亥首义居功至伟的居正不无感慨地评说:“自克强坚守汉阳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使革命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留守与否,尚属一问题。尤可虑者,清之故吏与宿将,都无人格可言,无思想可言,遭时扰攘,翻云覆雨。今日独立,明日取消,山东孙宝琦其明证也。故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之崛起……虽曰民众心理早已趋向独立自由,故清廷无所寄,不得不土崩瓦解;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阳夏之坚苦支持,自不得不归功克强。。”
  另一党国元老冯自由的看法类此。
 
(三)孙中山笔下的武昌起义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是这样描述武昌起义的———
  “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声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注1)。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注2)。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入川,湖广总督瑞澂则以最富于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调遣(注3)。所以然者,盖欲弭患于未然也。然而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戾,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注4)。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注5)。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注6)……忽而机关破坏,拿获三十馀人,时胡英(瑛)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注7)……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注8)。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以平之。各国领事对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余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义之第一日即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法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注9)。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注10)。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注11),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注12)……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注13)。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注14),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注15)!
  武昌既稍能久支……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注16)……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注17),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犹多也(18)。”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底美国哥罗多拉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由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已先运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港……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所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
  “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
 
  以下我来作过注释———
  注1.这里陈其美列名第一,当指组中部同盟会而言。而事实是,该念发端于谭人凤言,领导者首推宋教仁。在所列四人中,陈只能敬陪末席,其重要性排名还应在居正之后。“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应是笙---作者)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因为陈其美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又是杨谱生(笙)的亲戚,就委托他为庶务。”
  注2.“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这(几?)位神奇的法国指导员是谁,迄今未见披露,也未曾见当时新军中革命领导者,如他所提到的孙武、刘公等书面或口头证实。真是奇哉怪也!外国人,首先他们不能打入军中;其次在军队中,又不能让他们自由发表反清演讲(用中文乎?法文乎),不知他们是如何令武汉新军“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的?!
  注3.不知瑞澂又是如何事先得知新军中“最富于革命思想之一部分”的?既已明白,为何不早采取行动,根除后患?以邻为壑,嫁祸于人,为官如此,也不怎么厚道吧!再说,派这样的新军入川,万一他们与四川“暴民”“沆瀣一气”,犯上作乱,岂不弄巧不成,反害了“我朝”?
  注4.连武昌起义了当时都不知道,国内情况不明,又如何能说“尤以武昌为甚”?
  注5.不知这“某国”又是何国?外交问题,一国在他国使用武力问题,原来在当时的中国竟如此简单,如此不堪?瑞澂得到谁的授权,竟可先斩后奏,请“某国领事”“调兵船入武汉”“开炮轰击”?孙中山下面又自己反驳:“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自相矛盾如此!而事实是,事后而不是事前。原来瑞澂逃到紧贴英国军舰舰尾的军舰后,当即请英人给英驻汉口领事送信,请向北京英国公使馆告之事变的发生,请求支持,炮轰武昌起义军,但英国终置身事外。
  注6.闭口不谈当时在新军中势力更大的文学社领导者人蒋翊武、刘复基等。
  注7.提到胡瑛,还错成胡英了,但是在“狱中”。又是“陈英士”!多多益善。但胡瑛还不一定知道他何方神圣呢?
  注8.炮果然威力无比神奇:瑞澂不但把胜利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某国的“如约开炮攻击”上,不闻彼炮,却还闻革命军炮,所以“立逃”。孙中山毕竟在镇南关之役中亲自开过一次炮,兴奋之情没忘,把炮的作用有点神化了!
  注9.在这里,又不错过两次抬举自己的机会:“武昌起义之第一日即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和“孙逸仙派之革命党”。孙中山本是反对在长江流域发难的,这是中部同盟会成立的主要原因。武昌起义他豪不知情,上说竟何所本?这法领事真可算得是孙中山的政委!还有俄国领事,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注10.这封疆大吏瑞澂可真是个草包,某国不肯如约开炮便要“逃上海”。
  注11.湖广总督瑞澂、张彪可真是一窝怂人,这个一逃,那个就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可是个武官,他是顽强抵抗了的。
  注12.这里终于不好直说是陈其美了,羞羞答答地说是“上海人员”。因为居正专程去请的是黄兴与宋教仁,谭人凤同样受到欢迎。惟独不请陈其美,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注13.宁愿夸耀非党人黎元洪(“然后秩序渐复”),也不能如实赞颂黄兴的功劳。竟编造说他一个是来晚了,“厥后黄克强等乃到”;一个是来的不是时侯:“此时湘鄂之见已萌(有挑拨离间意味),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也就是说,来了也白来,来了也只能是坐享其成。
  注14.在孙中山眼中,只有沿海沿边成功,才在意料之中,中部成功,“乃成于意外”。这也间接证明了他自认的与武昌起义的关系。难怪袁伟时要说:“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孙文与武昌起义没有直接关系”。
  注15.综上及下,孙中山把武昌起义的成功归于和不归于几点:
  1、孙中山自己;
  2、陈其美(”一木之支”)(“革命首功之臣”[陈其美遇刺后,孙中山高度赞扬之词])(试与蒋介石所述者比较:“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陈烈士以手无寸铁指挥在新舞台的数十烈士轰轰烈烈的打制造局,始得到无限数的影响,而有今日的国民党);
  3、外国人。首先是法国武官(孙中山派的)和法国领事(乃孙“旧交”恰巧又“深悉革命内容”;其次是俄领事;
  4、瑞澂、张彪和炮:若某领事如约,“即行开炮以平之”,则革命党必败无疑。竟不如所愿,是革命党开炮,而某领事失约不肯发炮,二人见“无所倚持”,又都怕炮,故一逃一走。
  5、天意:“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6、最重要的,“黄兴无功可言”;
  7、“上海光复第一人”,孙中山后来也说他”规划东南,往来松沪。……厥功甚伟,其绩尤多”的李燮和,更是连提都不提,好像功劳簿上无此人;
  8、本非革命同志,孙说他“乃迫”“出而担任”都督的黎元洪,这时倒成了武汉“秩序渐复”的大功臣。
  注16.把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文学社等革命组织之功一笔抹杀,说成”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但这也再次说明,武昌起义孙中山完全置身事外。
  注17.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有明确记载,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还是李率光复军全力攻下制造局,救出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的。“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现在,这位“杨梅都督”,”剌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谋暗杀李燮和(争胜利果实,为篡夺上海领导权),也是剌杀宋教仁的元凶(张耀杰:《谋杀宋教仁的真正凶手是陈其美》。人民,2012年07月04日15:58)(其实早就有人提出过,不为无据)竟演变成了光复上海的唯一大功臣,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注18.“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犹多”?且不说注17的情形,单说上海与武昌远隔千里,远水难救近火,而且上海也不是在第一批响应光复者之列,时间上要晚了许多。从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月底,相继独立的是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五省。它们分处中国东西南北,各有特点,其共同之处即以新军为主力,突然爆发,迅速成功,可谓是给了清王朝第一回合的重击。尤其是湖南,更是居功第一,不仅随即革命成功,还立即派湘军援鄂,组成湘鄂联军,共同抗击北洋军,终使武昌屹立不倒,革命成功。“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较他着犹多”的“一木之支者”,怎么能轮到陈其美和他的上海呢?
  那么。武昌起义前后这段时间,孙中山在干些什么呢?原来他正周游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早在武昌起义前十多日,他已接黄兴电报,告诉他“居正从武昌到港,所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而孙中山直到回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回答人们对他殷切期望“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时,他的回答竟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带回来的,是“理论”武器,是革命精神原子弹!
 
(四)黄兴、宋教仁“都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吗?
 
  有人说:“孙中山领导的起义都在两广、云南边境一带,没有把武昌作为起义地点来精心筹划。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设想过武昌可配合其他地方的起义,但都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湖北革命党人自觉起义准备工作已经成熟,但湖北缺乏登高一呼的领导人。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方面派出人员到上海请宋教仁来武昌指挥起义,宋教仁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起义,不到武昌来。湖北方面派人到香港请黄兴,黄兴也不相信武昌能够发动起义。十月初,经过来人说服,黄兴相信了武昌可能发动起义,却未能立即束装就道。他在武昌首义后十八天来到武昌,丧失了在最佳时间掌握武装起义大局的机会。”
  这段话有的地方语义不够清晰明确,有含混不清、值得商榷之处:
  1、当时情况,正如黄兴规划,是“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所以即使长沙起义在先,武昌“配合”响应在后,那也得在武昌发动起义,何言“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正如武昌首义后,不两月,便有14省“起义”响应云然。
  反清起义,即使在同盟会成立之后,武昌起义也算不得第一次。所以冒昧揣度作者之意,应是指没有设想在武昌首先发动能使革命成功的起义,争的是唱主角和唱配角(“配合”)。
  2、“湖北革命党人”表达不准确。应是“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因为众所周知,也如作者在本文别处已经指明的,蒋翊武、刘复基等便不是湖北人。
 
  孙中山如何,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那么,黄兴和宋教仁“都没有设想在武昌发动起义”?“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起义”?只是想过它作为“配合”吗?
  事实并不如此。
  先说黄兴———
  上文作者自己也说:“湖南、湖北在清初同属湖广省,在清代也同属湖广总督治下。湖南湖北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很重要。湖南、湖北人都有一种扎实肯干的精神。黄兴在一九0三年底,约集湖南湖北同志多人聚会,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提出了‘雄踞一省,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一九〇四年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其成员也是湖北、湖南人。发动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主要成员都是湖北湖南人。一九一一年九月,武昌革命派确定的起义临时总指挥是湖南人蒋翊武,副总指挥是湖北人孙武。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牺牲的彭、刘、杨三烈士,彭楚藩、杨洪胜是湖北人,刘复基是湖南人。湖南善化人黄兴曾经就读武昌两湖书院,他在武昌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
  地理自然联系不说,湘、鄂良好的革命人际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呢?黄兴就有很大的功劳。华兴会成立后,他就着力经营湖北。派两员大将宋教仁和胡瑛,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一同发起组织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黄兴从日本回国,特地在武汉停留,演讲,大量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并与科学补习所具体协商起义应援之策……
  时移世易,随机应变。在长沙起义失败之后,甫逃上海,1904年11月7日,黄兴便在上海余庆里“邀集各地才俊杨守仁(毓麟)、仇亮、陈天华、张继、黄炎培、章士钊、陈去病、刘季平、徐佛苏、林螭、赵世暄、杨度、徐敬吾、周素铿、柳弃疾、赵缭、万声场、余焕东、何靡施、金天翮、彭渊恂、王慕陶、苏鹏、陶赓熊、仇鳌、陈嘉会、蔡锷、曾广轼、苏元瑛(曼殊)、盛时、卢和生、陈竟、周云轩、陈家鼎、石润金、方表、周范九、罗良铎等”一时才俊开会。黄兴报告了华兴会长沙起义计划、组织以及事机泄露详情,并分析了当前形势。他认为:“喜在组织通信得法,通报及时,”“湖南的组织未散,基础还在,仍可继续进行”,其他各省也未受惊扰.因此他布置“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
  黄兴的亲密战友刘揆一写的《黄兴传记》是可信的。这就证明,在1904年,在萍浏醴起义之前,黄兴就规划布置了“起义鄂宁等处”。
  而且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据宫崎寅藏说:“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吵”的原因是:“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黄劝孙“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孙则认为“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这就是说,黄看重有“革命思想日见发达的”军学界,有“同一宗旨之洪会党人”和“潜濡默化”的市民;孙则把武器、尤其是武器运送方便与否当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即孙更重视“物“而黄着重“人”。当然黄兴最后还是“屈服了”,他不愿意在革命草创时期便在主要领导人之间造成分歧与纠纷。
  在领导广州起义期间,他就对谭人凤说过:“我已派觉生(居正字)回国,作为同盟会驻湖北的代表,领导一切。他们缺少经费,我也很着急,这里虽不宽裕,毕竟还有筹款渠道,我会尽力支援他们的。”他还委任谭人凤为统筹部特派员,携款两千元,前往长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
对于中部同盟会的成立,黄兴写信勉励指示:“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游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
  复信前一周,他还作七律一首和谭人凤。中有句“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他还事先描绘了美好蓝图:“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以后的发展,基本上按他的这一战略决策进行,争得汉上,果然光复神州第一功。更有何说?
  不管是早年的黄兴与刘静庵等,还是后来的焦达峰与孙武、居正,都曾有过焦刘居1911年春一样的秘密盟约:“湖南先发难,湖北立即响应;湖北先发难,湖南立即响应”,没有争执过该谁主谁配合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黄兴“在武昌首义后十八天来到武昌”是有原因的,不是故意不及时赶到:
  1、事起仓促。因为他已指示:“必须迟至九月初旬,与原定计划内之十一省同时兴举义,方可操必胜之券”;
  2、他要看准了,不能匆匆盲目行动;
  3、他不是闲人,他是同盟会国内最高领导人,手头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能只专注武汉一地。武昌起义,他也要组织、指示全国配合。要筹款、购械……
  4、他此时身在香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香港到上海,再到武昌,常人急赶也需时日,而他是清廷通缉的革命首犯,怎能无所顾地说走就走呢?
  再说宋教仁———
  早在1902年20岁时,宋教仁就就放出豪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可笑当时同游者竟讥其为“狂生”。他当时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啊!但也配得上黄兴的那句话:“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
  同盟会成立后,一段时间,专注于在两广、云南等偏陲发动,劳师伤财,久而无功,以致同志内部,啧有烦言。而宋教仁不仅从革命一开始就在武汉策动,而且认为,在长江中下游起事是中策,而上策不可行,所以他便与谭人凤、居正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中部同盟会”,改以汉宁等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果然,仅两个月零十天后,武昌首义便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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