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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云南

时间:2018-03-07 23:25 来源:原创 作者:谢本书 点击:
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孙中山与云南》(1),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现再写一篇《黄兴与云南》。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只到过云南的河口,然而除了他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孙中山与云南》(1),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现再写一篇《黄兴与云南》。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只到过云南的河口,然而除了他的精神,他的革命行动对云南产生深刻影响外,他亲自参与了云南河口起义,他对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的支持,以及对云南革命青年的关怀和帮助,都是感人至深的,对中国民主革命和云南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阐述黄兴与云南的关系,有助于展示黄兴多彩的革命一生。
 
一、黄兴与河口起义
 
  1908年4月爆发的云南河口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黄兴直接参与的辛亥前多次反清武装起义的重要一环,是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武装起义,它既是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河口是我国临近越南的边境重镇,云南南部的门户,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交通便捷,是铁路工人和游勇乡丁聚散之地。河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政府在这里设有对汛督办,建有炮台四座,派重兵把守。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是必争之地,“革命军得之,可以四通八达,诚军事上最佳之发动点也。”(2)孙中山、黄兴在筹备河口起义时,也注意到:“云南地当边陲,清廷鞭长莫及,但能一举拿下河口,即可进图蒙自,进取全滇。命滇籍同志从速潜入滇境,……以为接应。”(3)为此,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机关部”,以指导起义。
  还在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前,孙中山、黄兴即着手策划河口起义,计划夺取河口后,进一步控制整个云南。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把留在越北山区的会党武装300余人,命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伪装成工人,分布在滇越铁路沿线。随后,孙中山又派王和顺、关仁甫协助黄明堂,作争取清军的工作。滇军管带黄元贞、守备熊通,激于大义,表示愿意参加起义。
  1908年4月30日凌晨,河口起义爆发,革命军迅速占领河口,宣布河口起义成功。黄明堂即以“中华民国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起义军得到当地军民拥护,迅速扩大,即分兵两路向蒙自、昆明推进。军威之盛,震动中外。孙中山获悉,从新加坡致电当时革命军驻河口机关部主任胡汉民予以嘉奖。河口起义,“迫切需要一位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导,”(4)于是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制节各军。5月6日,黄兴从越南海防来到河内,5月7日抵达河口督师,军心大振。
  然而,起义军进军形势却发生了逆转,清军派大兵进击河口。同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与清政府秘密勾结,封锁滇越边境,阻止革命党人和粮食、枪械进援河口。黄兴到达河口时,很快陷入一筹莫展之中,力催黄明堂沿滇铁路进攻昆明,但粮食无继,黄明堂犹豫未决。黄兴只好自己率黄明堂拨给的兵士百人前行,却饥饿难行,兵士疲倦,再三抚慰无效。不得已,黄兴返回河口与王和顺商议,王和顺又以兵少、弹缺为虑,将士多不听指挥。黄兴“乃知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遂决计回河内,拟征集前在钦州共事之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驳壳枪,组织基本队伍,然而再赴前敌。”(5)为此,黄兴与黄明堂商议,决定黄兴返回越南河内,筹集粮饷械弹,组织基本队伍,再返回组织进攻。
  5月11日,黄兴行至越南老街,被法警发现逮捕,后驱逐出境,遣送新加坡。越南境内筹办的一些粮食、枪械又被法国殖民当局扣压禁运。在这个关键时刻,起义军失去主帅,补充粮饷、军械、军队的计划又落了空,而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5月26日,清军占领河口。起义军600余人退往越南境内,被法军包围缴械,送往新加坡。于是,轰轰烈烈的河口起义失败了。起义虽然失败,它却动摇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给全国革命党人以巨大鼓舞。
  黄兴之孙黄伟民在论及河口起义时说,对这一重大事件,先祖父黄兴行有余力的诗词创作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为林顺义书词三首》,简直就是河口起义的进军号角。其中词句:“十万貎貅驰骋地,那堪立马幽燕”;“收拾金瓯还汉胤,重瞻舜日尧天”;“一个是千年老大无双国,一个是万里驰驱第一鞭”。使读者仿佛看到了千军万马纵横疆场、奋勇杀敌的情景。第三首《四门泥》:“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什么越俎代庖,还他个一矢双穿,人生一世几华年,男儿六尺谁轻贱?金精百炼,磨砺时贤;将军三箭,恢复利汉。便封豕长蛇,也不过再起群龙战”。先祖的诗词,热情讴歌了这次起义的伟大意义,抒写了对革命的热烈憧憬和必胜的信心。(6)河口起义失败了,但它在黄兴的心目中,有着重要地位。
 
二、黄兴与蔡锷
 
  蔡锷不是云南籍人,而是湖南籍人。但是,蔡锷在历史上的两大主要功绩(领导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从云南发动护国反袁战争)都是在云南奠定的,他又认为云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7)从这个意义上说,蔡锷可称为湖南籍云南人。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原籍湖南邵阳。1897年入长沙湖南时务学堂,与梁启超结下师生之谊。1899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为锷,再去日本学军事。蔡在日本期间,与孙中山、黄兴相识。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于1904年底回到上海,参加了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的外国组织爱国协会,并曾参加黄兴召集的商议武装反清的会议。不久,黄兴被捕,蔡锷竭尽全力振救,赶往泰兴,向泰兴知县、也是湖南人的龙璋求救。龙璋筹得千金,重贿狱卒和有关人员,奔走营救。江西巡抚夏时亦来电,要求上海道释放与黄兴一起在上海被捕的新军统领郭人漳。清朝当局尚未查明这些人的身份,缺乏罪证,只得将黄兴、郭人漳等一并释放。(8)可见,蔡锷与黄兴此时已有很深的关系。
  1905年底,蔡锷在广西军界任高官,黄兴赴桂林,与蔡锷相会,并告以将在桂林成立同盟会,蔡锷全力支持,“并择学生中之意志坚定者介之加入”。而且蔡锷对黄兴诚笃果毅,“倾心悦服,订为生死交,终身无间言”。(9)所以后人将“黄蔡并称”,而黄兴在与友人通讯中亦称蔡锷为“广西同志”。(10)造成有人认为蔡锷是同盟会员。
  1907年,同盟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前夕,黄兴改换姓名为张愚诚,偕同赵声,秘密访问蔡锷,有所策划。(11)如此重大问题,黄兴敢于与蔡锷密商,而且蔡锷暗中加以保护,并未泄密,可见两人关系很不一般。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云南光复,蔡锷出任云南都督。云南省内较为安定,而在同一时期西南地区以至全国,还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著名革命党人黄兴等人给蔡锷来电,希望云南派兵援助四川等地,以帮助解除武汉地区的危险。(12)可见,这时黄兴对蔡锷希望是很高的。
  1913年6月,黄兴为了争取蔡锷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曾赠送对联一副给蔡锷云:“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13)说明黄蔡早在十年前已有密切的交往,希望以此深厚的情谊,感动蔡锷。
  1915-1916年的反袁护国战争期,黄兴与蔡锷的交往更为密切。护国战争后,黄兴与蔡锷都因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双双病倒。1916年8月,蔡锷辞去四川督军职拟去日本治病,9月抵达上海。黄兴闻讯,拖着病体,赶往看望,两人依依不舍。随后蔡锷去日本治病,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黄兴竟于10月31日病逝上海。噩耗传来,在日本福冈医院病床上的蔡锷,十分悲痛,不顾自己亦已病危的身体,在病塌上下了《祭黄兴文》,再写下一副挽联,以哭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14)这副挽联,既是对战友的怀念,也是对战友的哀悼。几天以后,即11月8日,蔡锷也因病危不治而去世。
  黄兴去世时年42岁,蔡锷去世时年仅34岁,两人都是湖南人,死于同年,葬于同地(长沙岳麓山);民国以来,举行国葬典礼,又是从黄、蔡开始。他们都是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黄兴对蔡锷的事业给予了巨大的关怀。黄、蔡的关系,是的近代伟人之典范,对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云南的革命事业发生了重要作用。云南人民既怀念蔡锷,也怀念黄兴。
 
三、黄兴与李根源
 
  黄兴对云南革命青年的多方鼓励,热情关怀,耐心教育,是感人至深的。这里我们试举李根源、吕志伊、唐继尧的事例来说明。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总办。云南辛亥起义后,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国民党云南支部长,后任北京国会众议院议员。参加反袁护国,为护国军军务院副都参谋,随后任陕西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抗战时期任云贵监察使,力主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在日本留学期间,1905年4月,李根源初谒黄兴于东京。同年7月,李根源邀约云南留学青年杨振鸿,罗佩金去横滨,拜见孙中山,在座的有革命党人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仇亮及日本友人头山满、宫崎寅藏等人。孙中山勉励云南青年说:“革命是艰苦的事,要卖命。”(15)7月30日,孙中山召集各省留日学生、旅日华侨代表70多人举行筹备会议,商议成立中国同盟会事,与会者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和发起人。这一天参加会议的云南代表,有李根源、杨振鸿、吕志伊、赵伸、赵华澜5人。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其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后,深感“云南之危,危及全国;云南之急,急于各省”,(16)有必要创办自己的刊物。何况当时有云南留日学生上千人,(17)也需要有一个刊物交流。恰于此时,即1906年1月,孙中山、黄兴约见李根源及杨振鸿、吕志伊、赵伸、罗佩金5人,向他们提出创办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的要求,并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若有什么困难,“可随时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18)在孙、黄两先生的关怀下,《云南》杂志于同年10月正式创刊出版,李根源和赵伸为干事,负责杂志全面工作。该刊共发行23期及特刊《滇粹》1期。直到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停刊,《云南》是辛亥革命以前,各省以省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成为当时学生界“杂志之花”。
  黄兴对留学生中的军事人才,尤为关心,认为这些人归国后可能掌握军权,因而不宜暴露参加革命的身份。他叮嘱他们加入同盟会后,处事要慎重,他们的入盟证件统一由黄兴亲自保管。1906年,黄兴从入盟的陆军学生中,挑选部分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1908年黄兴创立大森体育会,以体育训练为名,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黄兴邀约李根源兼任大森体育会的教练,给李根源以很大信任。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李根源以国会议员身份赴上海,与革命党人商讨反袁问题,就住在黄兴寓所。二次革命后,李根源遭袁世凯通缉,乃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经费上得到也逃亡日本的黄兴等人的支持。黄兴等人又组织了两所学校,一所叫“大森浩然庐”,一所叫“东京政法学校”,以安排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李根源同样给予支持。
  1914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新党的建立,孙中山原意为重振党务,发动三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在党务方面,要求入党人要填《誓约》,加按中指印以示忠诚。黄兴则不同意绝对服从党魁及按手印等,主张仍旧用国民党名义,加以整顿,于是国民党骨干分成了孙、黄两派。胡汉民,居正等主张调和两派意见,李根源则“奔走其间,力求两先生(指孙中山和黄兴)意见一致”。(19)但未取得效果,李根源也就未加入中华革命党。期间,李根源写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揭露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擅自修改约法的违法行径。黄兴出资千元,印刷2000册,分送国内各图书馆及相关人士。此后,黄兴、李根源多有交往。黄兴曾为李根源收藏明代画家沈石田的巨幅图画题写了“石田真迹”四个大字。还为李根源编纂之《永昌府文征》写序言和跋,如为李根源编之《腾冲叠水河李氏家谱》写了“序言”,为李根源所藏米蒂行书真迹写了“跋”,还为李根源曲石精庐石额作了“题识”。(20)
  1914年夏秋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参与中华革命党的原部分国民党人,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以黄兴为领袖,李根源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欧事研究会虽另列旗帜,而在反袁目标上,与中华革命党则是一致的。特别是在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欧事研究会态度更为激进。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爆发。黄兴、李根源都表示支持反袁护国。李根源从日本归国后即加入反袁行列,先后出任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两广都司令部、护国军军务院的副都参谋兼摄都参谋。护国战争结束后,李根源被任命为陕西省长。其时,黄兴从国外回到上海,过度疲劳,胃溃疡宿疾复发,病情危重。李根源获悉,即到上海看望,与黄兴亲切交谈之后,黄兴托李根源四事:第一,胡瑛是老同盟会员,可是竟参加“筹安会”,无志气无气节,可恨可怜;听说他现在很穷困,我们念当日旧交,应予帮助,让能维持生活。第二,谭人凤为宋教仁修墓,尚未完工,希望大家支持,负责完成。第三,李烈钧所率护国滇军目前在广东,粮饷不继,已到了饿饭的程度,你到京后向黎元洪(时为总统)反映,尽快帮助解决。第四,国会应重视立法,法立,政治才有依靠;光讲政治而无法可依,则政治愈加纷乱而不可收拾。(21)语重心长。
  李根源与黄兴的这次见面,竟成永别。黄兴不幸于10月31日去世。李根源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丧国元良,失党重心,能不恸哉。”后来黄兴举行国葬之际,李根源为黄兴纪念塔留言,留言最后说:“昔共忧患,心迹最亲。奔驰频岁,如蠖求伸。闻公易箦,终忧国是。遗语相知,瞑而犹视。报隆国葬,死生光炜。”(22)黄兴对李根源不仅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两人的终生情谊也值得大书特书。
  李根源之子李希泌回忆说,李根源曾说,我“生平视为领导者,孙中山先生,黄克强先生,黎宋卿(元洪)总统也;与师友相交者,章太炎先生也”。(23)可见,李根源对黄兴是非常崇敬的。
 
四、黄兴与吕志伊
 
  吕志伊(1881-1960),字天民,云南思茅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吕志伊和杨振鸿是云南留日学生中最先加入同盟会的。(24)吕志伊入盟后,被推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在孙中山、黄兴的指导下,参与《云南》杂志之创办。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吕志伊、杨振鸿等人以同盟会云南支部为核心,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发起召开了“云南独立大会”,声援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河口起义的战斗,有近万人出席大会,喊出了“云南独立”的口号。
  河口起义失败以后,吕志伊等与黄兴、刘揆一等商议,决定创办军事讲习会,以训练同志, 乃于1908年暑假在大森体育学校,以“大森体育会”名义,开办军事训练班,对革命党人进行军事训练,黄兴亲自主持讲课和演习,先后有170人进入大森体育会学习。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的著名军事家和活动家。
  云南河口起义与永昌(今保山)起义相继失败后,黄兴、吕志伊等人仍力图发动滇西地区的武装起义,1910年10月,黄兴应吕志伊等之邀,偕赵声一道,由香港到达仰光。“时兴以粤中党人元气大损,再举不易,拟改从缅甸入云南,联络云南军队起义。”(25)吕志伊陪同黄兴到皎墨,与旅缅侨领、滇籍商人寸尊福会晤,经黄、吕做工作后,寸尊福表示支持革命,愿资助万元作为滇西起义之军饷。(26)还到腊戍、麻栗坡等地调查和筹集经费。然而,经过黄兴审察滇边情势,因交通困难,认为“经营十云南不如-广东”。(27)乃改前议,而集中全力举义于广州,遂有1911年4月27日之黄花岗起义。吕志伊奉黄兴之召,由缅甸来香港,受命负责为起义军起草檄文、文告、法令及保管印信、密令等机要工作。黄花岗起义再次遭到失败,吕志伊十分痛心。
  1911年9月中旬,湖北地区革命形势日渐成熟。革命党人派吕志伊去香港,请黄兴急赴武汉,主持指挥起义,共图大举。(28)黄兴毅然同意去武汉主持起义之大计。黄兴、吕志伊正欲动身,武汉起义消息传来。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急电黄兴、宋教仁、居正等赴鄂,并请电告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黄兴乃于10月28日到达武昌,被举为国民军总司令。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为大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吕志伊则任司法部次长。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以后,吕志伊任同盟会机关部副部长,随后又被派往海外筹组国民党海外支部。1913年吕志伊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1915年春,吕志伊被派往云南,在滇军中积极从事反袁武装活动。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以后,黄兴、吕志伊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从事革命活动,但两人却未能再见面。应当承认,黄兴对云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促进和推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吕志伊为首的云南革命志士共同进行的。”(29)黄兴与吕志伊的友谊及其共同战斗的历史,是值得铭记的。
 
五、黄兴与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云南起义,后任贵州都督、云南都督。1915年与蔡锷等共同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护国战争以后,唐继尧逐渐沦为滇系军阀的头子,于1927年2月被推翻,旋即去世。
  黄兴与唐继尧的交往不算多,交谊也不算深。然而黄兴对唐继尧所进行的革命活动,还是以其可能,给予支持的。早在1904年,唐继尧留学日本时,曾与黄兴共同参与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这还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的事了。(30)1905年,同盟会成立不久,唐继尧即加入了同盟会。在这前后,没有材料记载唐继尧与孙中山、黄兴,有何接触。
  辛亥云南军政府成立后,黄兴等人给蔡锷来电,请派兵援川、援黔。于是,蔡锷派云南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入黔。唐部滇军入黔后,唐即被推为贵州都督。二次革命期间,唐继尧接受袁世凯任命的滇黔联军总司令,派兵攻打在重庆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这一时期,唐继尧与孙中山、黄兴自然失去了联系。
  1915-1916年间,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唐继尧作为领导人之一,又恢复了与孙中山、黄兴的联系。云南大学图书馆保存有黄兴给唐继尧的一封信件(手迹),非常珍贵,唐继尧亦很重视,加以珍藏。该信全文如下:
  “蓂赓先生大鉴:
  夙仰硕望,未接丰仪。海外羁迟,辄深翘企。前后两承赐函,在美当即裁覆,并坿致松坡(蔡锷)、侠黄(李烈钧)、韵松(方声涛)、醉六(石陶钧)各兄书,随奉两电一函(一电知经香港搁押,不知后到否)。昨由美抵东,托日领转达一函电,想钧达览矣。
  袁逆谋叛,蔑视民意,奸宄自恣,寓内骚然,国几不国。公等率滇南将士,首揭义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威,为投袂讨贼之举,顿使袁逆罪恶暴露,穷于欺饰,四民吐气,邻国改观。垂危之共和,赖以不斩。公等之勋,传诸无穷矣。
  现黔、桂、粤、浙、川、陕、湘诸省相继独立,护国军声威益张,解决大局,当在指顾。惟袁尚负嵎,对于未独立各省之默表同情于护国军者,正多方离贰,思保存其旧有势力,以图死灰复燃。将来隐患,深恐更多。非滇黔分派精兵,进趋长江中部,蓄积伟大实力,握有左右轻重之枢,不足以资保障。务祈再接再厉,规画久远,为一劳永逸之计,俾国难速除,贼党不至再逞,庶几共和可以巩固也。
  兴才智短浅,学识未增。频年以来,虽志切报国,负疚实多。此次返东,亦欲尽个人之力,竭诚为之,冀于国事有所补助。倘蒙随时指导,实所祈幸。肃此敬颂伟安。不宣。
  弟黄兴谨启六月一号
  这封信当写于1916年6月1日,是黄兴从美国到日本以后不久所写。信末还盖有“黄兴之印“的图章,应为黄兴手迹。(31)
  从这封信来看,至少可以说明几点:第一,在护国战争时期,唐继尧与黄兴之间函电往来不会太少,但目前发现有限。第二,黄兴对唐继尧、蔡锷等人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是支持、肯定的。第三,希望唐继尧等再接再厉,维护共和,不能半途而废,并表明自己愿意“尽个人之力,竭诚为之“。第四,表示愿与唐继尧加强联络,随时指导,互为声援。这封信从一个侧面,表明黄兴对唐继尧参加反袁护国的肯定,对反袁护国支持的坚定立场。
 
六、黄兴与护国战争

  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黄兴一直是支持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
  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黄兴因有不同意见,而暂时离开孙中山,但他仍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立场,以反袁为己任。1914年7月,黄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举行的大会上演讲,继续揭露袁世凯的五大罪行:“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指出袁世凯的暴政,尤甚于君主专制,因而反袁“实为全国人民应有之事也。”(32)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后,黄兴等人立即发表通电反对,认为这是袁政府“国政夙已心腐”,“国命以绝”的表现。(33)
  1915年9月底,蔡锷派专人给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信,告以将赴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34)黄兴完全赞同,并派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斗争。11月,黄兴又派张孝准、石陶钧等到日本去掩护蔡锷,以便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香港、安南达到目的地”。(35)又电促李烈钧入滇,协同蔡锷、唐继尧,参与反袁护国起义。他不仅在海外筹集巨额款项,汇回国内,支援反袁战争。还认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36)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袁力量,形成强大的反袁联合阵线。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义,誓师讨袁。黄兴即于次日(12月26日)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辨奸论》长文,揭露袁世凯欺骗世界舆论,盗用所谓“四万万华人一致推戴,因而诞膺大宝”的丑剧,事实恰巧是四万万中国同胞将同心推倒袁氏帝制。(37)黄兴与国内支持者广泛联系,争取共同努力,推翻帝制。
  1916年5月,黄兴由美国到日本,准备回国,参加前线反袁斗争。他曾于5月15日致电唐继尧等,表示将“尽匹夫之责,相助于万一。”(38)
  黄兴在日本期间,曾购“枪二千,炮六门,不日可运”。(39)又拟向日方借款五百万日元,“作为招募旧部编练军队之用。”(40)柏文蔚也回忆,“五月间,黄克强从美国到日本,日政府以克强私人名义借款日币三百万元”,即刻开始练兵。(41)6月1日,黄兴致函唐继尧,再次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42)6月6日,袁世凯死去,然而黄兴为捍卫民主共和并未终止,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整个护国战争中,黄兴对护国战争的支持是不余遗力的。
  在黄兴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与云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注释:
(1)谢本书:《孙中山与云南》,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23-3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4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丁石僧回忆河口起义。《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4)(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第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980年版。
(5)《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4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6)黄伟民:《黄兴与云南河口起义》,政协河口瑶族自治县委员会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河口起义九十三周年论文集》第27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与〈天南时报〉记者谈话》,曾业英编《蔡锷集》第72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蔡锷原文说:“予于云南心实爱戴,可为第二桑梓。”
(8)毛注青:《黄兴传记》第44-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杨思义:《蔡锷轶事》,《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92-93页。
(10)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黄兴集》第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之首1907年条,邵阳,亚东图书馆1943版。
(12)张肇兴:《援川篇》,《云南光复纪要》第78页,云南文史研究馆1991年铅印。
(13)《为蔡锷书联》,《黄兴集》第33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挽联》,曾业编《蔡锷集》第150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5)李根源:《辛亥革命前后十年杂忆》,《新编曲石文录》第38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拙人:《救滇唯一之上策》,《云南杂志选辑》第34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第2页,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铅印版。
(18)李根源“序”,《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又,《云南杂志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新1版,却删去了李根源的“序”,十分可惜,只能表示遗憾。
(19)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9页,1930年上海铅印版。
(20)参见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第189-19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1)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又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50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22)李根源:《故陆军上将黄公克强纪念塔铭》,《曲石文录》卷三第24页,1935年苏州铅印版。
(23)李希泌:《终生不渝的信从者——黄克强先生与先父李根源》,萧致治主编《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第37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4)冯自由:《杨振鸿事略》,《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5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162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26)冯自由:《党人之云南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3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7)冯自由:《党人之云南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3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冯自由:《武昌起义与黄克强》,《革命逸史》初集第24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9)孙代兴:《携手东瀛,共图南疆——黄兴与吕志伊》,萧致治主编《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第37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程潛:《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7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31)黄兴致唐继尧信。收入唐继尧辑《东大陆主人友声集》中,该“友声集”还表贴有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谭延闿、李烈钧、熊希龄、岑春煊等30多人信件手迹,原为唐继尧珍藏,现存于云南大学图书馆。上述信件,大多未能公开发表。不知何故,“友声集”未收入蔡锷手迹信件。
(32)黄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召开“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的演讲》,《黄兴集》第367-37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最近之国耻》,1915年刊本。
(34)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记》,毛注编注《黄兴年谱长编》第45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35)石陶钧:《六十年的我》,《湖南文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32页。
(36)黄兴:《致全国各界讨袁通电》,《黄兴集》第42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7)黄兴:《辨奸论》,《黄兴集》第421-4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8)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6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39)黄兴:《为购械事自东京发出的电报》,《黄兴集》第4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0)李书诚:《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1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41)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42)唐继尧辑:《东大陆主人友声集》,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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