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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章太炎交往述略

时间:2018-03-07 23:37 来源:原创 作者:中山大学 李吉奎 点击:
(一) 黄兴是两湖地区革命党领袖,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任同盟会庶务,总理不在时,代行总理职务,成为该会的二把手,世人以孙黄并称。1906年6月,因苏报案牵连入
(一)
 
  黄兴是两湖地区革命党领袖,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任同盟会庶务,总理不在时,代行总理职务,成为该会的二把手,世人以孙黄并称。1906年6月,因“苏报案”牵连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孙中山派人至沪迎至日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从1906年9月5日出版的第七号起,迄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四号(至此被日本当局封禁),除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号因章病由张继、陶成章接办外,均由章太炎主编。
  1906年秋至1907年2月,孙黄与章太炎等人在东京研究制订《革命方略》,以应国内革命之需。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同盟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1906年12月2日,在由黄兴主持的神田锦辉馆《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到会者五六千人,黄兴发言说:“今天孙先生说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条理;章先生所说的,是革命实行时代的政策;各位来宾所说的,是激发我们革命的感情”,他进一步要求与会者负起革命的责任。(1)此时党内高层关系也比较融洽,但过此,情况便开始发生变化。
  1907年1月11日,此时《民报》已出刊十号,在历次与《新民丛报》论战中,梁启超深感穷于应付,便请湖南人徐佛苏出来调停,建议保革双方停止论战。宋教仁未置可否,章太炎则说可以许其调和。宋找到孙中山和胡汉民,二人均不以为然,调和未成功,两派论战进行如故。(2)宋教仁未记及黄兴的态度。章太炎《自定年谱》讲到:“湖南徐佛苏来道卓如意,欲为调停,克强不许。”他还说,任《民报》编辑后,“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3)这里不但表示孙黄意见一致,且章氏还改变了胡汪等人所持的对康梁辈的严厉批判立场,显示同盟会高层的态度差异。2月,同盟会本部又发生国旗式样争论的事件。孙中山将1895年兴中会策划广州重阳起义时陆皓东绘制的青天白日旗挂在墙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4)此事在《宋教仁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并记事在28日,谓“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按又作廑午,黄兴字)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宋又称:“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5)黄兴为人笃实宽厚,连他都被逼得要退会,诚如宋教仁所指陈,原因固非一端。如果他退会成为事实,同盟会必然分裂,必定引出许多纠纷。黄兴冷静下来后,给孙的亲信胡汉民写信(当然是写给孙看的):“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按指孙)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6)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未必是这种旗式有什么伟大意义,而主要是想用兴中会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统,这从他日后厌恶十八星旗、五色旗作国旗,必定弃之而后已,可以看出来。在国旗式样问题上,本应集思广益,从容选择,孙的做法,岂止专横跋扈而已。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取何种态度,未见明白表示,从其所记,明显同情黄兴。据《宫崎滔天年谱稿》,3月9日,宫崎在凤乐园宴请黄兴,出席者尚有宋教仁、章太炎及张继,据认为可能是因旗式争议及离日饯别问题引起的冲突进行调解。孙中山是3月4日离开日本的,走后,东京同志又为饯别问题引发更大的纠纷。
  东京及海外革命党势力的壮大,引起清廷的恐慌。1907年2月8日,直督袁世凯上奏“拔本塞源”四策,其第一策即为对日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随后,庆亲王奕劻致函伊藤博文,请予处理。伊藤接受内田良平建议,采用当年礼送康有为出境的先例,由外务省赠予一笔款(7千日元),让孙自行离开。于是有2月24日赤坂三河屋(酒店)花1千元多人买醉之事。孙中山还接受了日商的赠款(1万日元)。他仅交给章太炎2千日元作《民报》经费,其余则由孙带往南洋。谭人凤记述:“后章太炎闻中山得日赂,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颇不平。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7)据孙自述,他仅得1万4千,用作惠潮起义经费。不论钱款多少,孙中山这样擅自处理金钱的行为,都是不妥的。潮惠起义相继告败,加上上述日款处理问题,到了7月,东京同志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宋教仁、谭人凤、田桐等人,攻击孙中山(张继还将孙的肖像从墙上取下扔在地上用脚乱踩,此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党内蔓延有关),要求代理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孙选黄为总理。黄兴当时在河内准备钦廉发动,他接到彭邦栋自香港转来的刘揆一的急函,即行回复,告以“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8)这些话,光明磊落,掷地有声。在黄兴严正表态下,东京的倒孙风潮始告平息。
  在1907~1908年间,黄兴参与策划或亲自参与了西南边境,如钦廉、镇南关、河口等处的起义,但都告失败。1908年夏天,黄兴回到东京,发现同志意见分歧,组织涣散,部分同志还组织共进会,另树旗帜。章太炎当面对黄兴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小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对此责问,“克强未应”。章又讲到黄不与宋教仁计事的问题,黄宋间似有误会未解,章说:“谗间之言,何所不至,遁初诚狂,嫉君则未也。”“克强乃稍与遁初计事”。(9)从这则记述判断,此时黄章之间虽有歧见,但仍是可以深谈的同志。不过,总的情况并未好转,至1909年9月,在东京与南洋,有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鼓动的第二次倒孙风潮的发生,逼得黄兴不能不再行表态。
  先是,1907年7月,国内发生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的事件,章太炎称,“其党会稽陶成章时在日本,与余善,焕卿亦不熹逸仙。而李柱中以萍乡之败,亡命爪哇,焕卿旋南行,深结柱中,遂与逸仙分势矣。”至1909年,“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10)今按,章太炎此处所记,较为含混,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事在1910年2月,即第二次倒孙风潮事定之后。当1909年夏天陶成章因筹款无成,归怨孙中山,从南洋返抵东京时,带回与李柱中(夑和)等人所拟的《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残贼同志”、“蒙蔽同志”、“破坏全体名誉”罪状三种十二条,要求东京总会“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11)黄兴拒绝其要求,且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致公函与李柱中等人,逐条为孙辩证。但陈威涛在爪哇刊印《孙文罪状》,被保皇党《南洋总汇报》等报章转载,影响极为恶劣。
在第二次倒孙凤潮中,黄兴立场十分明确,始终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图避免党内分裂,凡此,从陶成章函件中可以看出来。陶致李柱中函称:“公函(按指《孙文罪状》)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又称:“公函交与克强公而后,并不发布与各分会看,均留克公处。”陶致胡国梁函称:“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号召不尽,全由一二小人妄诞无耻,每事失信,以至如此耳。”“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又以信责弟,以神圣孙恶,而隐隐以弟谓授[受]政府之指使。”(12)对于《孙文罪状》的诽谤,孙本人利用巴黎《新世纪》刊物自辩,与之配合,黄兴在1909年11月7日复函孙中山,揭露陶成章、章太炎等在东京的破坏活动,指出章太炎在《日华新报》所刊《伪<民报>之检举状》,“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黄兴认为与章陶关系虽无可调和,但仍主以大度包之。(13)又因牵涉到章太炎与端方联络事,“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14)
  如果说黄兴对《孙文罪状》的表态,反对的主要是该件起草人陶成章的话,那么,因《民报》续出第二十五号而引发的冲突,黄兴反对的却主要是章太炎了。《民报》在1908年10月被日本当局封禁。1909年秋,在东京主持同盟会工作的黄兴,筹备恢复。因对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考虑到日本当局的干涉,便托名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这样,与《民报》编辑无关的章太炎,在1909年12月间二十五号出版后,便“忽发简驩之牢骚,妄肆诋諆,骂为伪《民报》。”“且章氏彼文登《日华新报》者,有无端离间黄觐午君,以私恨坏公益,直已病狂,黄君已明白斥其造孽。”(15)《民报》第二十六号于1910年2月1日发刊,仍在末页附《本报谨白》,就章太炎污蔑之词予以评论。《民报》至此结束,双方均已他顾,不复交绥,但章氏与黄兴结下的梁子,延续到武昌起义仍未解。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原清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但黎不孚众望,武昌党人热切希望黄兴回鄂指挥。武汉三镇虽经光复,但清军冯国璋部进逼汉口,形势岌岌。10月28日,黄兴抵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军事后,被推为总司令,即日渡江赴汉口前线督师。民军与冯部血战四昼夜,终因众寡不敌,至11月2日,败退汉阳。是日,黄兴在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军情,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次日就职后,即赴汉阳,开始汉阳保卫战,并伺机反攻汉口。17日,反攻汉口失利,退守汉阳。27日,冯国璋部攻陷汉阳,黄兴辞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赴上海。章太炎《自定年谱》称:“未几,汉阳陷。余方在尧化门观军,归次镇江,闻耗。东人报言,晡时黄兴当来过此,因留待之。舟过,遣同志往候,克强疑不敢见。” (16)是否如此,别无佐证。
  据章太炎自述,当黄兴在汉阳时,“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章,章“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17)关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孙中山说是一个老官僚最先提出来的,(18)似不准确。除了上揭章氏言论外,他还有几处提到,而且都与黄兴有关。如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载:“日前章炳麟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云:‘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章氏所指革命党,主张“消去党名”的是同盟会。他不仅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还办《大共和报》作宣传喉舌。但他厌恶同盟会,尽管它已改组。张謇在《为时政致黄克强函》中写道:“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密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19)
  当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章太炎的确多次攻击同盟会,反对孙黄,如1912年5月7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共和党欢迎会章氏演说,便被《民立报》报导中指为“并无正当政见,惟以詈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实际上,章氏对黄兴及其同志,是交往与抵拒并施,反覆不一,令人无法捉摸。1911年12月2日,从镇江回到上海的章太炎,晤宋教仁、黄兴等,得知民军攻占南京,即与宋黄联名致电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都督林述庆祝贺。三人还联电林述庆,告此间已公推林图中州,望筹备一切。应当说,章黄关系自1909年极度紧张以来,至此已有所改善,但很快便又恶化了。
  1912年4月14日,章氏系统的《大共和日报》刊出《与黄季刚书》,内谓:“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克强丛怨已深,兵在其颈,当自求全躯之术,母汲汲为他人忧也。”(20)此事真相如何,不详。设有其事,黄兴也是出于公心。因为暗杀之事绝非罕见,眼前的案例,便是章的亲密战友陶成章死于陈其美们之手。章氏在报上警告黄兴还是小心自己的脑袋,勿出恶言。然而,他也不是不关心黄兴名誉的人。1912年孙中山为比利时借款、受谤一事,章氏还函孙,以黄兴受谤得白劝勉,“略谓报馆有闻必录,传言失实,本属常事,不必介怀,并历引黄克强从前损失名誉与后来恢复之事以相解释。其书中有‘瑾瑜微瑕,岂足以累盛德,味莼园之谤,奚尝损克强毫末哉’!(原注:黄在上海味莼园曾遭毕某之辱)。”(21)这是7月17日之事。9月12日,黄兴、陈其美进京,17日,共和党开会欢迎黄兴,而后有邀请在京的章太炎与黄陈共食之举,章氏不仅拒绝,还刊文《却与黄陈同宴书》,大揭陈其美阴私,指为阘茸小人,抑无足道。又丑诋黄兴,谓,“若黄兴者,招募无赖,逼处金陵,兵无伍两,供饷巨亿,身虽辞职,而江南脂膏,自此垂尽。其募集国民捐法,比于摸金发丘,残酷尤甚,非所谓民贼者乎?”又暗示与湖北张、方案有涉。还称:“自陶(成章)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诸君子不以匪目视二子,引与为欢,岂承张、方之遗嘱、抑为湘吴谰言所鼓簧耶!”(22)将黄兴目为匪类、民贼,朋比二竖,涉嫌张方“叛逆”主使,不伦不类,信口雌黄,真不知章氏如此胡言乱语,用意何在。因世人称之为“章疯子”,故黄兴仍以大度处之,未尝反唇相讥,以贻世人谈助,此正是黄兴为人顾大局、识是非处。
  从当时世局考察,章氏之怨黄兴,政见异趣,非止一二端,而以政见歧异转成人身攻击且诽谤,除袁对孙黄外则仅见。民元章黄有哪些政治歧见呢?举其大者,有二端,今试言之。
  其一为迁都问题。民国建都南京,本是孙中山主意,黄兴为与孙一致,勉从之而已,而章氏不攻孙而攻黄,可能另有隐情。章氏《自定年谱》记:“初,克强在汉阳,视武昌诸将蔑如也。其义故浅躁者,欲因推克强为都督以代黎公,未果。及汉阳败,克强窜上海,武昌诸将甚恨之,然未尝怨孙公也。孙公初返国,不晓情伪。”“二月,清主退位。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政府将解,孙黄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余谓:‘江宁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虽黜,其余蘖尚在,北军未必无思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将复炽,赖袁氏镇制使不起耳。一日南迁,则复辟之祸作矣。’克强闻之,甚愤,与余辩难。”“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索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23)黄章有关迁都问题的争论,是由章氏首先发难的。1912年2月13日,章氏在《时报》刊出《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他先是主建都武昌,后主建都北京,认为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2月24日《民立报》刊登黄兴复函庄蕴宽李书城,表示国都问题应由国会解决。他表示,既不主张南京,也不赞成北京。他认为所谓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兵权之统一等,均不是建都北京的理由。他还说,其最为人所信持者,北京非首都不足控制藩属,予以辨驳,谓首都在北京,根本动摇,一有他虞,迁移亦难为计。最后讲到袁来南京组织政府之必要性。(23)此函虽为答庄蕴宽(任苏州都督),实驳章太炎。故章氏又刊出《驳黄兴主张南都电》,主要讲袁氏不应南来的理由。为此事,孙中山还复函章太炎,为黄兴辩证,告临时政府地点,鄙见亦与克兄同。又谓“以先生之明,犹谓克欲谋总理,冤枉如此,谁与为辩”?称“愿先生毋过操刻酷之论”。(25)曹锟们的一场兵变为南北都之争划上了句号,但章黄争论却为二人的关系增添了恶感。
  其二是国民捐问题。1912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袁世凯任南北统一后的北京临时大总统职,按规定,南府机构截撤,由袁氏于4月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仍统辖南洋各军。黄兴受职后表示: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斯职;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这个留守职务,实际是苦差事。按规定,留守府处理南府未了之事,一切经费应由北京政府开销,但它没有纳入预算,南京附近待整理的军队近十万人,开销巨大。财政总长熊希龄虽指示由上海捷成洋行借款项下,拨交现银、钞票各一百万元,但实际并未交足,留守府财政危机依然严重。
  当时,正传熊希龄在谈判比利时借款。黄兴认为借外债“其危险将至债额日高,债息日多,债权日重,抵押从此日穷,监督财政之举,且应时以起。”故他提出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之输,并解决实际急需。于是,1912年4月29日,黄兴发布通电,倡议劝募国民捐,并电孙中山、胡汉民,请予赞成,并恳迅即通电全国人民及各处华侨,竭力劝导,踊跃输将。5月16日,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捐总会上,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5月上旬,黄兴还致电熊希龄,请“速照前电发布命令,通告全国,实行不兑换劵及颁布国民捐章程,以图自救。”(26)5月13日,黄兴电请袁世凯撤消南京留守职。6月1日,袁氏准黄兴辞南京留守职,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6月14日,交卸完毕,发布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即赴上海。章太炎以一已之私意,上书袁氏,称:“闻留守取消之令,旦暮将下,克强萧然解职,果能无觖望否?”(27)这种话,实际是无端怀疑黄兴的人品,其评论动机,实不足取。
  留守府财政极端困难,黄兴屡电财部,告“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国民捐事,袁世凯曾表态支持:“大致用累进法而税其所得,斟酌颇为完备”,“已交国务院核明提议”。(28)南京留守府职员及驻宁各军将领曾举行国民捐会议,积极认捐,各地亦有认捐者,但总体而言,成效不彰。6月5日,章太炎刊布《论国民捐之弊》,攻击黄兴。黄兴在《条陈国民捐办法》中要求,该捐大要以资产计算,除不满五百元之动产、不动产捐额多少听国民自便外,其余均以累进法行之。“至政学军商各界及工厂之职工等,除以资产计算纳捐外,应按照其月俸多寡,分别纳捐十分之一二,以三个月为限”。章太炎认为,这实际上是“勒迫”行为:“国民捐不期于勒迫,而勒迫必自之生,勒迫不期于永远借债,而永远借债必由之起。吾愿深思远虑之士,审察源流,无为虚言所饵矣。”(29)受此影响,6月30日,北京政府宣布禁止勒派国民捐。实际上,南京留守府结束,国民捐一事已不了了之。但是,章氏日后编《自定年谱》,却称“克强辨义利,有常识,爱军吏,愈于孙公”;但对民元责黄,谓“金陵秕政,皆黄兴胁迫为之;”又谓黄“募集国民捐法,比于摸金发丘,残酷尤甚”,是“民贼”之说,二者完全不同,岂章氏有所省悟耶?
  1913年6月15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哈同公园举行婚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均出席,至少在外观上,彼此和好友善。但是,在“宋案”引发“二次革命”,孙黄发动前夕,章太炎在6月13日《致伯中书三》称:“黄克强近在穷蹙,兄所以愿与往还,亦寓扶持之意。曩者规其开衅,近日则劝勿敲诈(按指国民捐事)”;“黎公所信有饶汉祥,克强所信有李书城,此二人乃陈宧之秘密侦探,使之挑构黎、黄,自为仇敌,则尤可畏者也。”(30)伯中不知何许人,殆章可与言者,至谓李书城乃陈二庵之密探云云者,不知何据,应属“疯子”胡言一类。迨“二次革命”失败,孙黄逸,章氏颇幸灾乐祸,8月3日称要“双数袁与孙黄之恶”,又谓“政治革命,名正言顺,但黄兴、陈其美非其人耳。今黄、陈已遁,天去其疾”。(31)《致伯中书十二》又说,大抵黄兴遁走,国党解散,此为中国之幸而袁之不幸也。此指袁无分谤之人云。民二,章太炎曾被袁监控。在10月2日的家书中说,昔日之革命党或有功者,无不在嫌疑之中,非独他一人,“然所以致此者,亦因旧时清誉,过于孙黄,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杀其身,败其名不已。”(32)袁氏对孙黄是海捕追杀,对章太炎则不过优待监控而已,以言袁对章较孙黄“忌之益甚”,其可信乎?此后至民五袁卒,章黄分居海内外,交往空白,无所用其诋誉。
 
(三)
 
  孙、黄亡命日本后,因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组党问题等意见分歧,陈其美、戴季陶复挑拨中伤,孙对黄刻责不已,且要黄“静养”两年,不与闻革命事。黄兴为大局计,远走美国养病。孙黄虽政见歧异,但私交不废,且中华革命党设协理一席以待黄。东京原部分国民党同志设欧事研究会,拥黄为精神领袖。此中曲折甚多,非关本篇,不赘。
  据《陈嘉会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黄关心国内形势,早欲东返,但孙拒绝“召回”黄兴。1916年4月22日,黄兴离旧金山赴日本。孙亦于4月27日离日秘密返沪,5月1日抵达。黄兴则5月9日到达日本。居日期间,在6月3日还参加了中日人士举办的陈其美追悼会,并在东京中华革命党总部举行的追悼会上,送了挽联,以悼死友。6日,袁世凯卒。此际孙黄函电交驰,一切昔日同志关系恢复。6月14日,黄复电孙,赞同所提主张,并望主持一切。7月6日,黄兴返抵上海,随后参加各项活动。在北京,黎元洪、段祺瑞分主府院。在7月13日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复会的宴会上,孙、黄及章太炎等应邀作陪。(章系在北京释放后,7月1日抵沪的)。此似系1913年以来黄章第一次会面,屈指算来,睽违已头尾四年了。
  据章氏《自定年谱》记述:“时克强亦自美洲来,闻其声嘶楚。语顿挫,不能为长言。问曰:‘何惫至是?’克强以数患呕血告。言及国事,嗟叹而已,终不言方略也。”黄之谨言,诚是。章氏同篇又记:“初,孙公好尚与克强异,厌薄军官,而熹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迄为大总统不能悛。二年之变,孙公劝克强急起,克强不从,后亦致败,孙黄同时窜日本。英士等日夜怂恿孙公、杂集同盟会人及新附者为中华革命党,气甚盛,尤排摈克强。克强惭愤,避之美洲。所隶军官协和、印泉及二年起兵者,无所附,皆南走归云阶(按岑春煊),与孙公交恶,独石屏不肯。克强归时,余问往候孙公否。克强曰:‘往则遭其詈耳。’及克强卒,其徒亦集同盟会新附者谷钟秀、张耀曾等称政学会,皆宗云阶,与孙公角。余颇任调和,衅已深,不能合也。其后政学会日益披猖,众怒归之,而中华革命党转衰,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者矣。”(33)以上长段引述,无非是介绍章氏心目中民二以后的孙黄章岑及溯源政学会历史与黄兴的交往。至于1916年7月孙黄重聚后,是否黄见孙必遭骂,别无佐证,不议。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章对黄的身体状况及处境,颇表同情。嗣后,黄章共同参加活动者尚有二起。一为7月23日,日本青木宣纯中将、驻沪日领有吉明举办的“中国国会议员欢送会”;一为8月13日尚贤堂举行的“癸丑以后殉难烈士追悼会”(此会由黄兴主持、章太炎演说)。8月,章氏赴肇庆,迨11月间返沪,黄兴已于10月31日病故。章氏称,其归上海,克强已呕血死。人才日乏,凶暴日长,知大乱之将作也。
  在1916年11月6日有孙中山等人参加的黄宅首次治丧会议上,决议之一是,函请章太炎先生撰述墓碑。12月20日,章太炎撰《黄克强遣奠辞》,与孙中山等同署,后收入《太炎文录补编》。该“遣奠辞”略谓:“南都草创,朔方假器。以彼孱夫,而歆帝制。僣志未伸,民亦小塈。林、宋既锄,戎心聿肆。秣陵兴师,三方凌厉。虽知败衄,新我民气。”“方君得志,假威猖狂。兵挫亡奔,詈语侊侊。乌乎哀哉!飘风骤雨,势不终朝。三岁克捷,亦覆其巢。遗孽未翦,俊民萧条。如何我君,既竭贤劳。曾不留宿,以靖桀枭。国亡元老,江汉沮消。乌乎哀哉!乱流不澄,善人缄齿。闻君弥留,不谈国事。遗言满牍,伊谁所志。”(34)其中“方君得志”四句与“闻君弥留”四句,居然出现在“遣奠辞”中,确是章太炎风格,换了别人,是不会如此写的。另外,章氏在文录补编中还收入《勋一位前陆军部总长黄君墓志铭》,据其“七年十一月识”,谓“右《墓志铭》一通,黄君临终时属余为之,其书则属茶陵谭延闿,葬时冯国璋方得志,延闿不敢书,故未上石”云。(35)若此说可信,是黄兴临终,已视太炎为真知己,身事之入史且能传,端赖之,非仅太炎之文笔雅驯也。
  章氏所撰黄兴墓志铭如下:“南纪维衡,上摩玄苍。厥生巨灵,恢禹之疆。发迹自楚,命畴大荒。行师龙变,阖开不常。广宣汉威,莫我抗行。十叶之虜,若炊而僵。国难未艾,神奸獝狂。元功中圮,何天之盲。中兴虩虩,宠赂犹章。頩怒喷血,瘼此献萌。死为鬼雄,以承炎黄。”(36)
  在黄兴存活年代,他无疑是中国革命党的第一好人。他敦厚笃实,任劳任怨,无野心,无私利,讲团结,顾大局。世人以孙黄并称,所谓孙氏理想,黄兴实行,实际黄是处于“协理”地位(二把手)代人受过。黄兴非不知孙之为人,亦不隐瞒彼此歧见,但拥孙之志绝不动摇,决不拔帜另树,与孙分途。此章太炎之攻黄,职是故也。攻黄往往即以攻孙,此乃世人所共知者。然而,黄兴长期在孙中山阴影下生活,也多次受到孙的打压,经受非可言喻。但冲突归冲突,他们仍然是同志,盖孙所谓“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者也。此亦世人所知,太炎所固知者。而今天丧元功,人已云亡,正宜纪其呕心沥血、覆清反袁经历,为之铭墓,使千秋万祀,知“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之真谛,此章黄论交十年后,昔日恩怨云何哉之意。本文旨趣,即在于斯。(二○一四年八月十日)
 
注:
(1)民意:《记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词》,《民报》第十号。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上册,第392-393页。
(3)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1页。
(4)《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39页。
(5)《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8页。
(6)《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7)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页。
(8)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丛刊本)四,第289页。
(9)《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50页。
(10)《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39、173页。
(11)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
(12)湖南省社科院编注:《陶成章信札》(修订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12、29页。
(13)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2页。
(14)《陶成章信札》,第30页。
(15)《新世纪》第一一六号《本报广告》,见《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81页。
(16)《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10页。
(17)《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10页。
(18)《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2页。
(19)张謇:《政闻录》卷四,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0页。
(20)《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1页。
(21)《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8页。
(22)《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41页。
(23)《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14页。
(24)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132页。
(25)《黄兴年谱长编》,第277页。
(26)《黄兴年谱长编》,第302页。
(27)《黄兴年谱长编》,第311页。
(28)《黄兴年谱长编》,第309页。
(29)《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4页。
(30)《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2页。
(31)《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7页。
(32)《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60页。
(33)《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99、230页。
(34)《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
(35)据《黄宅治丧会议记》,“十一、墓碑,函请章太炎先生撰述,谭组庵先生书;墓志铭,函请蔡孑民先生撰述,汪精卫先生书。章、谭、蔡、汪四君,由中山、少川二先生通知。”(《黄兴年谱长编》,第508页)不知何以有所改变,故黄兴之属章撰墓志铭云云,传言之事,亦甚可疑。
(36)《章太炎全集》(四),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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