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是最具政治动员效力的口号。清末革命党人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着他们在革命中的行为方式，并进而为辛亥革命打上特定的烙印。作为公认的革命实践家，黄兴并不以理论建树见长，但一些片段的思想与主张表达，仍透露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和思考，对此，已有学者做过专门探讨。本文尝试结合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话语，对黄兴的民族观念再作考察，以进一步丰富对黄兴思想的了解。
一
黄兴后来曾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1898年进入武昌两湖书院后，“始知世界趋势决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不过，一直到1902年赴日留学后，黄兴才成为一个明确而坚定的革命者。
20世纪初年反清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推翻满清统治是一场种族革命。他们投身革命的动机，在于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其思想表达中，最常见的则是对清朝作为异族政权的强烈不满。清朝政治的腐败无能以及对汉族的压迫，是促使他们认同排满与革命的重要因素。1916年6月24日，黄兴在日本与石井外相会谈时表示：“清末，我国政治腐败之极，国家濒于衰亡，此完全是少数满人专制之结果。因此，第一次革命是为打破这一弊害而发起，革命之目的在于种族革命”。关于黄兴排满观念的形成，江陵黄芷涧提供的一则轶事称：“其在日本与轸同学，出入必俱。轸不肯去辫子，有革命党召之，亦不赴。一日，与一同学打球，屡次胜之，同学为驻防旗人，愤曰吾必有一日杀尽汉人。轸受此言后，渐改初衷。”李书城称，1902年他和黄兴等人入日本弘文书院后，与戢翼翚、刘成禺、郑家柽等湖北留学生接触，经他们介绍读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产生排满主张。黄兴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石陶钧回忆说，其时在东京的湖南留学生以黄兴为中心，“倡排满革命，言论与行动并进”。刘揆一则称，黄兴赴日后，“洞悉满清数百年来，纯为压抑汉人政策，非先从事种族革命，必无改变国体政体之可言”。这些记述表明，这一时期的黄兴已经成为排满革命的坚定信仰者。
在1903年反清革命迅速形成声势之际，黄兴参加拒俄运动后于6月间回国，经上海到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部之多”。此后黄兴任教长沙明德等校，“课余则与张继、周震麟、胡元倓诸同志，演说满清压抑汉人种种虐政”，表达了强烈的排满革命立场。有回忆称，黄兴在明德学堂为学生地图题字，所题者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汉家烟尘在东北”、“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对故国沉沦的痛心和光复山河的期待，表明了黄兴的政治情怀。在明德学堂任教时，黄兴还大量翻印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刊。黄兴与邹容的交往情形不得而知，但与同为湖南人的陈天华则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陈天华在其《警世钟》、《猛回头》中表达的排满革命观念，也反映了黄兴在内的湖南留日学生共同的政治志趣。华兴会成立后，以“华兴公司”为公开机关，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隐语，也表达出黄兴及湖南革命党人的排满立场。
清末革命党人的排满主张，部分支持来自于传统的华夷观念。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将华夷之分解释为种族区分，极力描述历史上华、夷混种带来的祸患，将汉种与异族的混居看作是汉族湮没和沦落的原因。他们重温满族入关之初残酷镇压汉人的历史，抨击清朝数百年间对汉人的压迫，唤起汉民族对异族统治的反抗精神，凝聚支持力量。从华夷之辨出发对历史进行的再回首，对反清革命起了重要的激发作用。
另一方面，排满观念也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种族、民族作为新语汇开始在知识界流行。知识分子援引西方种族知识，以身体、血统、文化的一致性等为标准对种族进行区分，如中国种族就被分为“曰支那种，曰蒙古种，曰通古斯种，曰土耳其种，曰图伯特种，曰塔里木种，曰高地种”，以说明汉、满实为不同种族，不容混杂。他们以西方民族主义为样本，围绕“汉种”、“黄族”编织民族历史记忆，建立身份认同，在促进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同时，也为排满革命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
黄兴及湖南革命党人的排满主张大体上也是如此。在反清革命实践中，光复汉族始终是黄兴内在的精神情结。1910年冬，黄兴为他人题词，其间引述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的事迹称：“夏完淳者，朱明遗臣允彝之子也。十五从父起义，磨盾草檄，夜阑不休，满贼读之，魂褫气夺。”黄兴写到：“诚以无国则民族无自而寄；民族无自而寄，则为奴隶，为戮民，被宰杀压制于异种独夫民贼。其寄生于国外者，设为特别法律以遇之，光天化日，窜身无所。夫惟军神与国为生死荣悴，献其身于国家而不私，其斯为大汉魂哉！”他为革命党人邓泽如新生的男婴命名“光夏”，并撰贺词曰：“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光复大业，夏声厥灵。”其中流露的，是对抗清志士节慨的标榜和对华夏光复大业的期许。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在致袁世凯书中谴责清朝统治说：“惟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指出“以大义言之，夷虏与中华，原无君臣之分”。1912年1月，在为徐锡麟烈士撰写的追悼词中，黄兴写到：“朱明失纽，秽羯流膻，污我华夏，垂三百年。旗奴张焰，汉帜不起，芸芸灵苗，蜷伏跼死。豺狼当道，荆棘满天，罗钳罟网，铲我英贤”。当年2月，黄兴与孙中山人等发起江皖烈士追悼会活动，其通启中以“天不祚汉，宸极失纲，曼珠窃发，入据神州，农胄轩裔，悉隶奴籍，沉沦黑狱，垂三百年……人心思汉，胡运告终”等为言。这些都清楚地表达了黄兴反满兴汉的立场和光复华夏的民族革命情结。
不过，据此把黄兴看作是以反清复国为职志的革命家是偏颇的。黄兴曾表示：“兴湘上鄙人也，文质无所底，然稍具世界观念”。这种世界观念，正如黄兴后来所说：“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体现为对共和民主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在反清武装斗争中，黄兴很重视会党的力量，但对会党的排满宗旨则保持警醒。1906年秋，黄兴派刘道一回国，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显然，黄兴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华夷之辨的翻版。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时称：“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1912年11月，黄兴与谭延闿等人还表示：“吾人平生所持之主义惟何？一曰民族，二曰民权，三曰民生。”由此而言，黄兴在其革命生涯中表现出的反满兴汉志趣，仍然以建立共和体制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终极指向。
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黄兴的民族观念表现出新的特点。在他看来，随着民国的建立，团结满汉蒙回藏各族民众、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巩固共和的重要条件，是中华民国的当务之急，其排满革命主张由此为呼吁五族共和所取代。1912年2月11日黄兴与蒋作宾等人在电文中称：“今日之事，总以巩固中华共和为前提，而一切强生界限、植党营私亡国之为，皆当一扫刮绝。以成我五大种族建设大共和国之盛业，方足以餍世界列国之望，而奠满汉蒙回藏群生之安。”2月13日，黄兴又在电文中称武昌起义以来，艰苦备至，“时至今日，将见成功，黄帝之灵、吾民之幸也。今后共和建设，南北一家，无诈无虞，共成大业。”五族共和、南北一家，表明黄兴的民族观念在革命目标初步实现后迅速发生了转变。
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政务繁忙的情形下，黄兴视推动五族共和、实现南北一家为民国要务。鉴于满汉蒙回藏各族长期以来在语言文字、生活地域等方面的隔膜，为了联络五族情谊，化除五族畛域，他与刘揆一等人于1912年3月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致力于推进五族融合：“今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矣，微特藩属之称，自是铲除，即种类之界，亦将渐归融化，洵吾华轶代之鸿轨，而环球各国所同钦也。顾五族语文互异，忱悃或有难孚，居处殊方，接洽未免多阻。如无集合之机关，安望感情之联络？……斯会，藉岁时之团聚，谋意识之感通，智德以交换而愈完，志气以鼓舞而益奋，相契相提，手足庶无偏枯之患，同袍同泽，痛癢更有相关之情。”3月23日，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南京成立，黄兴任总理，刘揆一为协理，下设教育、实业、编译、调查四部，各举干事二人。孙中山随后批示称：“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廿世纪，用意实属可钦。”该会又称为中华民族大同会，在致各都督电中，黄兴、刘揆一等表示：“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日。互相提携，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忍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拟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黄兴等人试图通过发展教育、实业、报刊媒体的方式，推动中华民族的融合，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统一，体现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长远眼光。
与此同时，为了融合各族特别是联络蒙藏，黄兴还与程德全等发起拓殖协会，推进在西北边地拓地垦荒植产兴业，其主要活动就是设立拓殖学校，从语言教育入手，培养边地人才。该校广告称：“天牖吾华，共和告成，登五族于一堂，合四远以为国，泯种族之界，无主属之分，泱泱大国，肇基于此”，“我同人等，外察世界趋势，内度中国潜力，以为巩固疆圉，非联络蒙藏不可；联络蒙藏，非沟通文言不可”。拓殖学校拟设蒙文、藏文两科，名额各一百名，分授蒙藏语文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各学，学制三年，毕业后到蒙藏两处任事。该会后来又称垦殖协会，在北京改组本部，并派人到各省设立分部，1912年9月还在京召集各省支部长及会员大会，委任职员，筹商办法。此前，黄兴还列名发起“五族国民共进会”。
无论是民族大同会，还是拓殖协会，都表明了黄兴对推进民族融合的重视。在黄兴看来，与以“民族立国”的欧美先进国家一样，中华民国应该建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满汉蒙回藏五族融合就是这一民族国家的基础。黄兴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倡导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直至实现满汉蒙回藏的民族“大同”，目的就在于消除民族身份界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现代民族国家塑造新的国民，为民国奠定长远而牢固的根基。
1912年9月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京津期间，多次在讲话和演说中重申了五族共和主张。9月10日，他在天津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讲话，将汉、蒙、藏比作兄弟关系，认为现在虽然存在着隔阂，但将来必然会实现融合：“虽二十二行省，虽蒙古、西藏，通是兄弟一堂也。此时虽在理想时代，将来必见之实行耳”。次日抵达北京后，黄兴与孙中山当晚到那桐宅中参加前清皇族欢迎会，他讲话称，专制政体已不合于今日地球，“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并肯定清帝退位之举，“全赖隆裕皇太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而北京首都不见兵戈，社会秩序亦得安宁，尤为和平幸福。”黄兴以民国元勋的身份发表这些言论，一个目的即在于安抚和化解满清贵族对民国的不安，赢得他们对民国的接受和认同。14日，黄兴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将共和体制的建立归于“五大族行动一致”，并代满汉蒙回藏五族对报界的“鼓吹效果”表示感谢。关于当时的蒙古分裂问题，黄兴表示应积极与之联络，“使其内向”。15日，黄兴在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讲中再次表示，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同造成，也为五族融合提供了条件，“此次共和告成，自武昌起义，未及百日，即已南北统一，是五大民族同心合力构造而成。就此点看来，我五族是最亲爱的。第因久受专制，使蒙、藏诸同胞情势隔绝。今专制推翻，从此亲爱之情可以联络”。对于库伦独立问题，黄兴再次表示：“考其原因，实以久受专制之毒，加以语言、文字不通，以致于中国情势不能明瞭。欲改良政治，宜从情意上着手，于蒙古地方设汉文学堂，于中国地方设蒙藏学堂。并宜以浅近文字，发行日报或杂志，请蒙、藏最有势力之人传播于蒙、藏地方”，实现蒙藏汉的融合，“现在五族一家，必思联合进行，使我五族同立于五色旗下，造成世界第一等国资格”。黄兴还希望发挥宗教的作用，促进蒙藏同袍的团结：“愿我同胞以其固有之宗教，发挥而光大之，则团结之力更为稳固，而宗教上之冲突永不发生”。在当日回教俱进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黄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和愿望，称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大家出力赞助而成”，只有五族兄弟同心同德，“大家负起责任来，方能巩固共和，得享自由幸福”。他还称赞回教的尚武精神说：“回教轻生死重灵魂，最宜于军事教育……必能为四族同胞担任巩固国家之责任，而中国国家即可为回教之尚武精神造成之也。”
在北京期间，五族共和是黄兴在各种场合谈话或演讲的一个主题。9月16日在北京湖南同乡欢迎会上他说：“武昌起义，五族同胞同心努力，始克达此共和目的”。9月21日，黄兴在出席北京五族共和联合会欢迎会时又表达了他消弭五族界限的愿望：“现在民国既已统一，五族既已浃洽，且各族国民同立五色旗下，界域现已不分，联合二字，似不应有”，“贵会若能使五族同化无迹，同归一致，使自此以后，不但无五族意见，并且无五族名目，协力同心，共跻大同”。
基于稳定民国形势、实现国家统一的需要，黄兴将联络和沟通满汉蒙回藏五族情谊、促进蒙藏社会的文明进步、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界限、建立五大族的民国认同，视为巩固共和国体的要务，表现出一个思想家对新的政治形势的敏锐认知。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少面临着两大认同挑战：一是民众观念和心理的认同，革命为普通民众带来了暂时的动荡感受，建立对共和体制的认同是获得民心支持的必由之路；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认同。在俄、英等国的煽动下，武昌起义后蒙古、西藏相继出现了分裂活动，对民国主权的完整和统一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黄兴的五族共和理念传达了革命党人追求民族平等与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意愿，对重建民国的政治秩序、实现国家的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
三
从反清起义时期倡导排满革命，到民国成立后努力推进五族共和，辛亥革命时期黄兴的民族观念有过显著的变动。直观地看，这是黄兴因应不同的政治形势而做出的策略上的改变。在反清革命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从激发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革命情绪的需要出发，排满革命成为最为流行的政治口号。事实上，清末革命党人几乎都是排满的积极宣传者。他们把中国的衰败与落伍归因于异族统治，号召民众推翻满清统治。孙中山曾称：“自清虏入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从来生民祸烈未有若斯之亟也。”1905年他面对留日学生表示，“赴媚异种”是中国文明落后于日本的原因。宋教仁也说，汉民族精神的沦落是满人造成的，“为彼蛮族者所转卖，所再嫁，而为世界上一种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革命派以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为样板，发掘了以黄帝为中心人物的汉族历史记忆，以此实现汉种黄族的身份认同，将满人与汉人相区隔，为革命排满进行动员。此类言论以其广泛的思想号召力，对唤醒民众、激发革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排满革命在起到政治动员作用的同时，其代价则是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是否排满是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重要分野之一，在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区分满、汉的同时，康有为、严复等则对满、汉属于同一种族的命题进行论证。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排满革命成为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中心问题。反对者声称，排满会导致国家的动荡和分裂，“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据此否定革命的合理性。尽管革命者保证，排满革命是有组织和有秩序的，会遵循国际法进行，不会出现内乱和外国干涉，但一直到武昌起义后，围绕排满的话题仍在延续。当年11月下旬，坚持君主立宪立场的《大公报》曾以“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为题发起征文活动，在该报刊发的获奖征文中，立宪者声称，汉满蒙回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均不同，“准回蒙藏，莫非由满人征服而来”，一旦推翻君主，“则南北之局分，彼蒙回准藏诸藩，有欲联合而不可得者矣”，“恐欲光我汉族者，或反以覆我汉族也。”这一情形表明，排满会带来民族分裂乃至国家灭亡的观点，仍有相当的市场。与此同时，蒙藏地区现实的分裂危机，似乎也预示着对排满革命后果的担忧正在变为现实。对于这一问题，黄兴在1912年9月18日北京西北协进会欢迎会上表示：“蒙、藏独立之原因，实为道路阻隔之原因，文言不通之原因，不明共和真理之原因，非反对共和真理之原因”，应通过和平方式联络蒙藏，获得蒙藏对国家的认同：“蒙、藏既非有心独立，则取消独立，自应以和平解决为主张。苟欲独逞武力，不独无以启其向内之志，适足以坚其向外之心。”同时，要在西北地区发展交通事业，消除沟通蒙藏的障碍：“西北进行之障碍，交通上实一大原因。故铁道政策，实为今日必要之图。”黄兴将出现蒙藏分裂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交通阻隔、语言不通、昧于共和政治等，实则回应了排满革命导致国家分裂的论调，为共和政治进行了辩护。
就理论层面而言，清末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并不意味着满、汉种族的对立，革命党人很早就申明，反满并非杀尽满人，而是反对满清王朝，革命之后以平等原则对待满人，这是民族革命的本来意义。因此，排满会带来国家分裂的担忧，事实上并无依据，它更多地只是革命党人的政治动员话语。但无论如何，承认蒙藏缺乏对共和体制的认同，表明革命党人也意识到现实问题所在。在这种情形下，民国建立后，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完整出发，弥补革命政治动员所造成的民族和社会心理裂痕，就成为当务之急。排满革命为五族共和所替代，这种具有策略意味的政策转变，正是因应这一现实而出现。
如前所述，清末的排满革命主张，交织了现代民族主义和传统夷夏观念。前者体现为通过构建汉种黄族的历史叙事进行民族身份认定，建立民族认同，后者则表现为对反抗异族传统的继承。黄兴的排满革命观念，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不过，无论在言论还是行为方式上，他并不属于最激烈的排满者之列。一方面，作为一个具备“世界观念”的革命者，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主张，现代民族主义是黄兴的信仰底色。另一方面，黄兴对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情感，大同、天下等等作为传统政治的永恒目标，给黄兴留下深刻的思想印记。在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国旗之争中，黄兴以象征平均地权之意的井字旗为主张，似乎就表明了这种印记的存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前，黄兴就已经在上海参与了象征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的制定。凡此，都表明他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在黄兴的民族观念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民国建立后推动五族共和的努力。黄兴认识到，中华民国应该沿着西方民族国家的成长路径前行，但多民族国家的特殊现实，使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建立，首先要解决满汉蒙回藏等不同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他看来，推进民族融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取代满汉蒙回藏的民族身份，使之转变为符合共和体制的新国民，是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此而言，黄兴的五族共和主张，并不只是一种政治策略选择，它背后体现的，是黄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信仰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