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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强则国强”——论黄兴的强国思想和主张

时间:2018-03-07 23:54 来源:原创 作者:林家有 点击:
1988年12月29日,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先生在由湖南省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指出:黄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的爱国革命家、政治家、军
  1988年12月29日,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先生在由湖南省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指出:“黄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的爱国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1]林先生对黄兴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黄兴是辛亥革命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和革命党人、全国各族人民合力革命,推倒了清政府,终结了中国的封建帝制,缔造了中华民国,开辟了中国共和民主的新纪元;袁世凯谋叛民国,残害人民时,黄兴又同孙中山一起掀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尽管黄兴非常谦虚,说自己“虽平生誓愿牺牲一切,贡于国家,而事与愿违,动辄贻误。”[2]但诚如孙中山在1917年4月14日《祭黄兴文》中所言:“今日中国不可无此人。”他说:“是非得丧,本无足论。公殚一生之心血,历二十余载之艰辛,身涉万险,政经三变,国势犹如此”,“起四千余年之古国,挽四百兆涣散之人心,是犹赖公在天之灵。”孙中山说:黄兴一生,“为众所瞻仰,远迩所震惊”,“国家所尊崇。”[3]
  黄兴虽不获长寿,只活了42岁,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奉献精神和影响,正如蔡锷所指出:“克强舍身为国,功在天下后世。”[4]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黄兴生活和战斗时的中国,我们今天纪念黄兴是要弘扬他爱国强国的精神,发扬他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的坚强意志,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记得,黄兴的战友田桐在《英雄模范》书中说过,人格、气概为青年的真正价值。他说:“人格者,最光明,最磊落、最英伟、最卓荦之雄物也,具此则人生之基础立,使之进行而无阻碍,天下可赖以主宰,人心可赖以支配,人类种种之幸福,可赖以增进而靡穷。”人类社会有英雄,也有小人,而“社会中之小人、弱人、庸人者、无人格也。”“社会中之霸者,非学者,非文人,非才子,非实业家,乃人格也。”“人格者,开扩运命之健将也。有人格之人,由黑暗而入光明,由逆境而出乐界。”“无论才能如何高尚,学问如何优良,只缺一霸气二字,即成为无肠之槁人而已。”“然霸气之处,不可不更有侠气。霸气者,伟大的也;侠气者,善良的也。”霸气、侠气者,即人的气概之优尚者也。史家之所谓为大英雄,则为大侠者。[5]
黄兴诚如田桐所道是一位具有霸气、侠气的英雄人物。他怎么样成为英雄?又如何地锻造自己的英雄本色?则是我们应该重视研究和他遗留给当今时代青年学习、效仿的宝贵精神遗产。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者,最珍贵的是有独立自尊之精神,不屈不挠之气节。黄兴抱持宏伟之志气以出世,而以终身救国救民为理想。他终生不渝革命,创共和、支持正义、功成不居、为强民强国、奋战不竭;正由于他具有临死不忘强国情的崇高人格,便镕铸了他的爱国情,报国心。
  孙中山、黄兴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爱国者,他们都提倡改良人格,立志救国救民。孙中山说:“想中国改良成一个好国家,便是想得有一个机会,令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这个方法是在什么地方呢?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变人格来救国。”[6]只要“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7]黄兴与孙中山有同样的看法,他也高度重视国民的人格对国家的影响。黄兴没有强调用人格来救国,但在他的讲演中谈到树立高尚人格对于建立文明中国的主张则不少。他认为:“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凡隶籍中国者,应各有爱国之热心”,“国家之权稍有损失,则必起而力争”,但国家对于人民,“首在制定宪法”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让人民有管理国家的权利,有言论和各种政治的合法自由,“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8]所以,黄兴认为,要巩固国家的基础,善建国者,必须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坚持国权与民权、人权的统一,反对以所谓的国权去干预或削弱人民的民权和人权。中华民国的建立,由专制而造成共和,民国的现象日臻良好,但要建设好国家,“非政党不为功”。政党的本旨在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随时代的变迁,以图匡济。但黄兴又指出:“大凡改革之后,党派蜂起,必有大党全力维持,始能一致进行。设小党互起,是非不一,精神不固,断难免扰适之祸。所谓大政党者,必党员均有责任心,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其党德乃日高。”[9]所谓党德也即是作为一个参政党的党员必须要有高尚的品格,要有道德心。为此,黄兴认为,为解决国家建设问题,必须加强对国家政治力量的研究,既要吸取外国政党政治的弊端,又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问题。
  1912年10月28日,国民党鄂支部在汉口大汉舞台举行欢迎黄兴大会,场内外数万人,黄兴在会上作了演讲。他说: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领导革命运动,“其目的、性质和手段纯然为破坏的。今日则民国成立,建设伊始,时势已迥不同,即目的不得不改变。今所以与各党合并而改为国民党者,盖将应时势之要求。为解决建设问题之研究”。“本党对于民国建设事业当取如何之方针,是则不可不借鉴先进诸国。欧美各国之已成为完成之国家而能代表共和政治者,仅法、美两国……我民国近为数月甫经成立之国,一时国内政党勃兴。政党太多,于政策之进行不无妨碍。欲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只有政党将自己的建设主张,“发表于国民之前,使全国人心有所趋响,而后得多数国民同情,政治进行可免障碍,国家之发达亦于此基之矣。”他又指出:“今日民国之政党虽多,然有精确而伟大之政策者极少”。所以,黄兴认为党同人一样必须具有党德,有高尚的品格。所谓党德、品格就是领导者是要为人民服务,甘于清贫,不是压迫者、掠夺者,而是与人民共苦的奋斗者。只有这样的党方能光辉发达,否则亦终归失败而已。[10]
  由上述可见,黄兴的强国建设主张包涵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二,国家的领导者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必须具有崇高的道德和品格,依法治国,必须按照宪法及其他法律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第三,治国靠政党,政党要按照自己的宗旨和政策争取人民的支持。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只有先进的人民才能建设先进的国家,只有伟大的政党才能带领和指引人民建设伟大的国家。所以,黄兴认为,只有人民的觉醒和人格高尚,以及掌握科学,具有很强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民共同努力才会有国家的富强的人民的幸福。“民国之民必有国民资格,民国以国民为重,民强即国强”。[11]黄兴对于人民、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便说明他的强民强国思想,既有对外国建国经验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实践体验,非常的全面和深刻,表明他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理论有较多的研究和思考。
 
 
  孙中山说:“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换一句话说,“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12]民族是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久而久之,自行自愿而融汇起来的人类团体,它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用武力征服和强迫得来的,所以民族具有维系民族团结的“血缘”和文化因素,它会自然认同。而国家由国民构成,是由不同的种族、不用的文化、不同习俗、不同的地理历史土壤的人共同构成的政治团体,所以国民对国家有一个相互认同的问题,也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追求和理想的问题。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及国民对自己的国家的态度,则是一个情感的归属,国民随国籍的改变也决定他与这个国家祸福同存,因此他也必须具有爱国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国民义务。所以,国民要有国家思想,无国家思想,便无国民资格。孙中山说:“亡国人世界无地位”,[13]“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14]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第一等的富强国家。这也是黄兴所说的,只有民强国家才会强,只有民富国家才会富,只有民富国富国家才会真正富强的本质所在。然而黄兴也强调,只有国民具有爱国心,将国家的一切事件,都群策群力,尽心办理,国家才会富强,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
  国民如何才会强?近100多年来,中国的许多先进文人都在探索,都在研究,也都在奋斗。
  国民包括城市乡村士、农、工、商,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各阶层,涵盖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广大的地域,历史土壤不同,国民的素质不一,要将这广大地区的中国国民强大起来,这是一个历朝中国的统治者都深感头疼的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但不如此,则没有中国的未来,更加不会有人民的幸福和文明发达的理想社会。
  黄兴说:“我国数千年来受专制流毒,政权握在一人之手,我等遂任一姓之生死鱼肉。今得为共和国民,幸福益大。共和之制,系使国家为大众共有之国家,人民共同组织政府,自谋幸福,自谋治安。”“人民对于国家须更加亲密,方不愧为共和国民。”而要改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黄兴认为,首先要重视教育,发达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则程度不能高尚,而生出种种之障碍。”只有加强教育,多办学校才能促进人的文明进化,革除迷信,树立优良的道德。[15]革命需要学问,革命之后更需要学问,非有教育不可”,“以后民国建设,视教育之发达与否为转移。”“造成民国者为教育,建设民国者亦为教育。不受教育,于个人尚难自立”,于国家更无法增强自己的建设能力,所以,黄兴强调,中国人只有普及教育,养成用科学来办事的精神,并再拓展自己的新思维才能发展中国。从世界的范围去审视,中国非有完全的科学也不能占世界优异之地位。[16]他一再反复强调:“民国以国民为重,民强则国强”。[17]黄兴从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明教育强国的实证,便极大地加深人民对教育强国的认识。他指出:“现今在地球上能在农工商立国者极多,其于三者能完全发达,握世界霸权者,厥为德国。德之农工最盛,商业亦不可谓不强,实占地球上第一位。”“美为后起之国,提倡农业最力,工业亦盛,数十年来进步甚大,故其国民经济在欧洲各国之上,地球上之最富者莫若美也。至其农工业之所以盛者,则以一切皆采用最新之法。”“至于农业之发达不及工业,而商业则遍于东西日所出入处者莫如英。”“日本维新不过数十年,农业颇发达,工商亦有同等之进步,其货物输出于中、美者极多,在中国几无处不有。”然而,“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农为旧日所固有,工亦不患人力之缺乏。徒有材料,任其弃置。以偌大的土地,偌多的人民及原品,何患不发达起来?”是因为中国教育不如人,科学不如人,“使农工商以发达之道,厥在于学。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教育为当务之急,国家的富强在于民智,在于改变故步自封,不求进取,自己为是,不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守旧思维方式。
  黄兴说:“孙先生顷言衣食住行为政府对于国民施政之主旨,无适应之教育,则衣食住三字仍不易平均。何则?中国之所以穷,穷在贫富不均耳。欲均贫富,当令全国人民无一不有谋生之智能。欲全国之人民有谋生之智能,非普及教育不可。”[19]也即是说,国家之富强,在于民智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达,而民智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关键又在于教育,教育的好坏,关系到人的成长,关系到国家贫富强弱。黄兴认为,教育的重点应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全民的教育。黄兴通过办教育达到强民强国的思想,带有普遍意义。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不仅对当时,就是在今日和未来的国家建设中都有指导的意义。
  梁启超讲过,今世竞争以智胜,“开智在学校。”他说:“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学校之制,惟吾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农学、工学、商学、皆有学堂”,长期坚持“故使一国之中,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正因为“举国之人,与国为体,填诚溢野,无非人才。所谓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虑虑。三代盛强盖以此也”。[20]梁启超的“开智在学校”,“欲强中国必兴学校”与黄兴的开民智在于办学校,只有民强才能国强是同一意思。然而,清末以来中国的教育有军国民教育、有政治教育、有宗教教育、有实利主义教育,但教育家蔡元培则认为,除“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德育主义教育之外”,还应加强世界观、美育主义教育。他说: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均隶于政治之教育,而世界观、美育主义则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军国民主义,世界观,美育,皆为形式主义;实利主义为实质主义,德育则二者兼之。”[21]这是蔡元培1912年2月8日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同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的黄兴对教育的意见,从他1912年1月以后发表的许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讲话来看,黄兴虽然提到过军国民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实利主义教育,他的教育思想是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谋生手段,解决生产必需的人才和人民的生计问题,说明黄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考虑更加贴近民众、体贴和关爱民众,尤其是关怀他家乡湖南的民众。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到了北京。次日,国民党成立于北京,黄兴被推举为理事,29日袁世凯电邀黄兴进京。9月5日,黄兴自上海启程赴北京,7日袁世凯授予黄兴陆军上将,时黄兴适在途中。11日,黄兴抵达北京,袁世凯极力拉拢黄兴。此时,孙中山已接受袁世凯任命督办全国铁路。此时的黄兴与孙中山一起致力于民生建设。黄兴在北京参加许多团体欢迎会,宣传铁道政策,鼓吹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号召兴办女学,然后达到政治平等,实现女子参政。[22]9月18日,黄兴出席旅京湖南女界欢迎会,发表演说,又说:“湖南地方物质丰富,湖南女子教育宜注重于实业教育。”[23]然后,黄兴又致函谭延闿,请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以解决民国初建,人才奇缺的问题。[24]10月23日,黄兴自上海乘楚同舰启程返湘。26日,黄兴抵武昌,28日离鄂登舟;11月31日,黄兴乘轮抵长沙,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在随后的日子里,黄兴祭拜先烈,参加许多各式欢迎会、座谈会,除了鼓励湖南人民努力建设民国建设家乡之外,总在劝诫人民要重视教育,“研求学问,为国保障。发挥湖南人的特性,使留一光荣历史。”他说:“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25]只有学校林立,农工商厥在广学,造就各种人才,以湖南之资,从农工商上努力进行建设,湖南“自不难为民国模范”。[26]
  在黄兴看来,只有多办学校,普及教育,才能改变民风民俗,废除女子缠足,男子吸毒,树立人人向学,人人向上,讲求科学的社会风气,形成以邻为善,健康、上进、文明的社会正气。他以自己接受教育成长的过程和回湖南开办经正、明德两学校,启导人民立志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进步的事例,说明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他说:“兄弟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嗣因湖北两湖书院友人函招往学,遂赴武昌。然功课亦极平常,其宗旨纯系忠君。顾读书数月,见报纸所载,友朋所言,始知世界趋势决非专利政体所图强,亦非郁郁此间所能求学。然仍上课如故,未尝旷缺也。时张之洞方督两湖,派送学生出洋考察,湖北三人,湖南三人,兄弟亦在其列,遂得游学日本”。其间虽回国,藉察形势,然欲革命,必须联络,后又返回日本,但因各省人士在日本者颇多,遂复往日本学习师范功课,“仍按步作去,不敢少懈。以为图谋革命,学问决不可废。归国时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乃回湖南与胡子靖、周君道腴创办经正、明德两学校,而就中办速成师范一班。斯时兄弟亦未专任何种教科,不过藉教地以发抒革命学说,激受学者之爱国热忱。此次革命,两校中同学颇不乏人。此教育之关系国家,于兹可见。”[28]黄兴明确地说明,造成民国者在教育,建设民国者亦在教育。“将来建设事业甚多,非有学问不可。”一校之成立,非一人之力所能支持。一国学校之发达,也当视民立学校之多少为转移。[29]所以,要民强,首先要多办学校,只有学校强人民才能强,只有人民强,国家才会强,教育的发达与国家的发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和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是基石,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是关键,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是民族和时代对我们的期望。研究和总结黄兴的强国建设思想和主张将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和导引。
 
 
  民强首先要民富,国强必须要国富,所以民与国的富与强,并不相斥,而是相承。
  民不富,民间子女不能上学接授教育,国不富没有许多钱办教育,要强也强不起来,所以贫富则是制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对此,黄兴则有许多教诲。他说,要国家富强,首先要实行民生主义,本革命的精神,“从实业上做去”,只有“趋重实业”,才能“造成一个最富足最强盛的国家”。[30]所以,“今日最大事件,即为教育、实业两项。”而实业中最重要者即交通如铁路的建筑,其次则为矿产的开发,再次是发展农业。[31]“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为根本。[32]“惟兴实业,须先研究实业之学问,故学校尚焉。既有普通知识,再游学外国,则实业界无不发达矣。”故此,黄兴认为,“从富字做到强字,皆同胞之任。”[33]只要国家做到“凡国有民即自有力,凡民有力即可图强。”[34]
  随着实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人民和国家必日益富裕,但由此带来的则是贫富不均的出现,造成社会的矛盾和民间的不和谐,所以发展与贫富不均的问题便是西方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以及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为了预防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黄兴跟孙中山一样强调必须像德国一样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实行民生主义,则熔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矣”,削除“少数之权力,理公益之利权”。 [35]他认为,只要执行“民生政策,即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政治革命告成,而后社会革命则可以避免,“德之实行此策,英之于殖民地注意及此,其明证也。”实行这一政策,“国家财力日渐充足,普及教育可得言矣。夫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自宜竭全力运筹,而以国家资财充其经费。”总之,教育为当今之急务,无论公私学校,都在所必设。[36]可见,黄兴主张发展实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积累财富,发展教育让人民树立爱国心,凡“国家主权稍有损失,则必起而力争”,国内人民有一位不被共和恩泽,都必须起来争取。[37]
  综观黄兴强民强国的思想和主张,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通过发展经济,育人才、启民智、捍卫共和,实现振兴中华、复兴中国。
  叶楚伦在悼黄兴先生杂语中说到:
  黄克强先生尝言:“真有志气者,不必作官。即居一乡为一小学校长,年年替国家培植出十数高尚纯正之人才,微特顾而不乐,功亦不鲜。”他说,黄兴又尝言:“美国私立学校之发达,由于富民提倡教育之热心。假我数年,必酬此愿。”叶楚怆非常婉惜“今天竟不假先生以年,得不为吾国教育前途一恸耶?”[38]
  叶楚怆讲到了黄兴的人格特征,讲到了“英雄自有英雄本色”,“功不必自我立”,“名不必自我成”,但骨气必须具有老松树的风格。黄兴不能高寿,但他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刚强意志,他留下的爱国、创新、进取、奋斗不息的精神则永远留传人间、后世。我们今天纪念黄兴,就是要总结他的爱国、革命、建设思想的精华,弘扬他建设国家的创新性思想,铭记他的奋斗历程,启导国人加倍努力建设好国家,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林增平:《黄兴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原载《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33期,参见林增平著:《林增平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45页。
[2]黄兴:《致国内友人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3页。
[3]孙中山:《祭黄兴文》,《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页。
[4]蔡锷:《致谭延闿电》,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共510页。
[5]田桐:《英雄模范》,见王杰、张金超主编:《田桐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9页。
[6]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9页。
[7]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5-316页。
[8]黄兴:《〈民国〉月刊出世词》,《黄兴集》第315-316页。
[9]黄兴:《在国民党湘支部大会上的演讲》,《黄兴集》,第293-294页。
[10]黄兴:《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第288-290页。
[11]黄兴:《在旅湘湖北同乡会欢迎的演说》,刘泱泱等编:《黄兴集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1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8页。
[13]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葛仑分会成立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3页。
[1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2页。
[15]黄兴:《在湖南普通全体大会上的讲话》,《黄兴集外集》,第209—211页。
[16]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学说》,《黄兴集外集》第213-214页。
[17]黄兴:《在旅湘湖北同乡会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12页。
[18]黄兴:《在湖南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15-217页。
[19] 黄兴:《在广东省驻沪国会议员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黄兴集外集》,第450页。
[20]梁启超:《学校总论》,《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6页;又见董方奎、陈夫义主编:《梁启超论教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21]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出版)。
[22]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332页。
[23]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5日。
[24]《长沙日报》1912年9月24日。
[25]《长沙日报》1912年11月6日。
[26]《长沙日报》1912年11月7日。
[27] 《长沙日报》1912年11月11日。
[28]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13-214页。
[29]黄兴:《在明德学校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26-227页。
[30]黄兴:《在湖南光复同志会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30页。
[31]黄兴:《在湘潭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30-231页。
[32]黄兴:《在萍乡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黄兴集外集》,第242页。
[33]黄兴与孙中山同袁世凯等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见《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34]黄兴:《与陈炯明等反袁通电》,《黄兴集外集》,第306页。
[35]黄兴:《在国民党湘支部大会上的演讲》,上海《民立报》,1912年11月17日。
[36]黄兴:《在湖南政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上海《民立报》,1912年11月19、20日。
[37]黄兴:《国民月刊出世词》,《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1913年3月出版)。
[38]《叶楚伧悼黄光强先生杂集》,《黄兴集外集》,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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